曹雪芹的幸运

　　□吴营洲

　　曹雪芹的一生是不幸的。俗话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而这三件事儿，偏偏都让他摊上了！

　　曹雪芹的一生当然也是幸运的。其一，是他出生在了一个钟鸣鼎食、诗礼簪缨之家，一个百年望族使他先天就有了某种文化底蕴；　其二，是他出生后——即他十二三岁时——他的家族就败落了，被抄了，使他有了一份冰火两重天的生活感受；　其三，是他的祖父曹寅给他留下了大量的书，使他的灵魂饱受了传统文化的滋养；　其四，是他遇到了许许多多聪俊灵秀、如水般清纯的女孩儿……当然，还有其他，难以尽述。而我认为，曹雪芹最大的幸运，是他在撰写他的《红楼梦》　时，恰是乾隆即位最初的那十几年，而在那十几年里，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或说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就没有　《红楼梦》　了。

　　关于　《红楼梦》　的写作时间，正如　《甲戌本凡例》　里所说的：“十年辛苦不寻常”——即　《红楼梦》　大致写了十年左右。而这“十年”，许多论者大都认为是乾隆六七年至乾隆十六七年间。

　　而乾隆大兴文字狱的时间节点，恰恰是乾隆十六年。

　　刘再复新近在　《书屋》　撰文称：“曹雪芹生活在清朝‘文字狱’　最猖獗的时代，没有外在的自由条件，但是他创造出了中国最伟大的经典极品《红楼梦》。”（《书屋》2018年第4期）窃以为这一论断是错的。

　　刘再复在2012年“答伦敦　《金融时报》　记者薛莉问”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曹雪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隐姓埋名，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　《红楼梦》。”（《莫言了不起——答伦敦　《金融时报》　记者薛莉问》）这当然也是错的。

　　众所周知，雍正在许多方面都是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他的一些政策（如文化政策）、一些做法（如对待他的亲兄弟），连乾隆都看不下去，所以乾隆执政后，一改乃父之暴戾，力主开明新政，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步营造出了一个宽松、宽容的氛围。多少年后，乾隆本人都不无自豪地说：“朕御极以来，从未以语言文字罪人。”事实确实如此。此间，以思想文字入罪的案子，一桩都没有，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

　　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天，社会上出现了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这份奏稿长达万言，直斥乾隆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帝恼怒了，下令追查，结果发现此奏稿早已传遍了全国各地，连街上的脚夫都知道了。于是他便一改继位以来的宽容政策，采取了比雍正更为严酷的手段，大兴文字之狱。（在此后的32年间，文字狱多达l30起。）

　　刘再复在“答伦敦　《金融时报》　记者薛莉问”时还说：这“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他告诉人们：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写到这里，我是不想多说什么了，只想转述资中筠的一句话：“读《随笔》载‘荒谬的苦难美学’一文，批国人赞美苦难之风，痛快淋漓，很多我有同感。”（《士人风骨》：　《从“苦难美学”说开去》）只想补充一句：曹雪芹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