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困惑

　　熊腊云

　　司马迁被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写作者，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自幼聪颖好学，20岁后，继其父职太史令，凭皇家所藏大量典籍，对古代的政治、经济、天文、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等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正因为如此，他对社会、对人生无不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在他为　《伯夷.叔齐列传》　中发出这样的一段感慨：有人说，上天是没有偏私的，经常帮助善人。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可以称作善人了吧，他们仁德完备、品行高洁却被活活饿死，七十位弟子中间，孔子独独推崇颜渊是品学兼优的人，然而颜渊经常陷于穷困，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早死了。上天给于善人的就是这样吗？盗跖每天都要杀害许多无辜的人，吃人的心肝，残暴无比，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到年老安然地死去。这是遵循什么样的道德法则呢？这些都是特别典型而明显的例子。如果说近代，那些操行邪恶、专门违法乱纪的人，都终生安逸享乐，财富丰厚，几代也用不完，那些办事严谨、中规中矩，不走邪道的人，偏偏灾祸连连，多得不可胜数，我非常困惑：这就是天道吗？

　　司马迁的困惑，也是大多数人的困惑。在人们的心目中，天道就应该帮助善人，惩罚恶人。因为在中国，历来就有“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之说。而真实的情况不但没有帮助善人，惩罚恶人，这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其实，天道既不会帮助善人，也不会帮助恶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虽然在现实中找出许多的根据，但毕竟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亿万奴隶百姓的血泪史、苦难史，也是众多好人善人的屈辱史、受害史。从成百上千个奴隶百姓的陪葬到九族、十族人的被诛，从秦始皇的“天子之怒，流血千里”到成吉思汗的“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到处追杀自己的敌人，侵占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富，听着他们妻儿的哭泣”，从屈原、贾谊、文天祥、岳飞等众多忠良之士之死　到孟姜女、窦娥、吕伯奢一家好心人的被杀，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人世间无不充斥着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之下，好人的命运着实不那么乐观，更谈不上有什么好的报应。加之他们慈悲为怀，乐善好施而又谨慎小心，不越雷池，所以他们总是吃亏受骗、蒙受冤屈。而坏人就不同了，他们可以违法乱纪，可以杀人放火，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他们做事没有底线，不受条条框框约束，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而落后的社会制度又阻止和奈何不了他们违法乱纪、为非作歹的恶行。所以，他们在社会这个舞台上总是左右逢源，畅通无阻，黑白通吃。恶人的恶行不但没有相应的报应，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和利益，占用了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文明成果，也为那些胆大妄为者提供了成功的恶例。恶人恶行之所以生生不息，少数流氓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些丑陋的东西之所以通行其道，其源盖出于此。一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更是鲜明准确的道尽了善恶不同的人生结局。

　　或曰：那些许许多多的大佞大奸，大盗大恶及恶贯满盈者，不是已遭报应了吗？虽然如此，仍有不少的坏人恶人和奸人安然无恙，无忧无虑的终老一生，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当下，这种情况不依然程度不同的存在吗？人类社会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假恶丑之所以屡打不绝，屡除不尽，屡禁不止，归根结底，就是“报应”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倘若从制度上让善恶有报真正变为现实，那么，恶人作恶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违法犯罪就会大大减少，坏人坏事就会大大收敛。而善人行善、做好事的就会越来越多，仁人君子就会大行其道，社会的物质文明不但会飞速发展，人的思想面貌、精神境界也会有一个新的飞跃。人们盼望已久的大同世界不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