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患纠纷如何处理？

　　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

　　近年来，“两类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医患关系不和谐的现象，因医疗事故引发的医患纠纷在史籍中多有记载。穿越到古代，看看中国古代的医患矛盾怎么处理？

　　古代医生的自我保护招数“病有六不治”

　　《史记·扁鹊列传》记载：“骄恣不论于理”不治

　　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因而医患关系古已有之。古代医生同样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对待患者讲究一个“仁”。古人认为，“医乃仁术”，“仁术”要求医生重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更进一步说，叫“仁者爱人”，这既是古代医生对患者应有的态度，也是一种职业操守。

　　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光有职业道德并不能减少医患纠纷，还得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过硬的医术，好的医术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最根本措施。古人看病有一个观点，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此说最早见于《礼记·曲礼》，其意思就是强调临床经验对医生的重要。但是即便医术再高明，职业修养再高，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医疗风险，难免出现医患纠纷。为了尽量减少麻烦，古代医生十分注重自我保护，在行医时会“挑患者”，拒绝治不好、不好治的患者。先秦时期神医扁鹊提出的“六不治”观点，其实就是避免医患纠纷、自我保护的手段。

　　《史记·扁鹊列传》　记载，扁鹊认为“病有六不治”，即6种人不接诊，第一种人就是“骄恣不论于理”。这种患者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最有可能成为“医闹”。

　　“预后”，则是古代医生自我保护的又一手段。所谓预后，就是研究患者病情的发展，提前告知意外。说白了，预后就是“打预防针”，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让患者及其家属有心理准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古代这一行规也影响到现代医疗制度，现代医院通行的下“病危通知书”、签“手术同意书”的做法，就是沿袭了古代“预后”的行规。

　　“红包”是古代医生的主要收入

　　《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躬负缯宝以遗之”

　　医生收受“红包”如今广受诟病，这也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古代，医生收“红包”则很正常。“红包”即酬金，并不违法，如果收不到“红包”，倒极有可能是庸医。“红包”是古代医生主要收入之一，给医生送“红包”也是古代患者求医的传统，即便皇家也不例外。当年唐高宗李治“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请来不少名师，用了不少绝招，都治不好。后来御医秦鸣鹤大胆采用“放血疗法”，一针下去，疗效立见。起初武则天是强烈反对“放血”的，见到奇效后，武则天亲自给秦鸣鹤送了大红包，即《大唐新语·谀佞》　中记载的“躬负缯宝以遗之”。

　　古代看病流行送“红包”，医生则习惯收“红包”，宫廷民间都一样。明初杭州有个医生叫陶华，《杭州府志》　记载，陶华“治伤寒，一服而愈，神效莫测，名动一时”。但是，想请他看病没有大红包是请不动的，“非重赂，莫能致”。

　　在古代，医生多在家接诊或出诊。看病没有“统一价格表”，也不会明码标价，但有“潜规则”：往往依患者的社会地位、贫富和医生名气来决定诊费的高低和“红包”的大小，对有钱的患者可以多收点，穷人则少收点，甚至免费。

　　因为医术高低、名气大小决定“红包”的多少，所以古代医生多会在业务上认真钻研，以赢得患者的青睐。

　　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有诸多原因

　　《东坡杂记》记载：“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

　　与现代一样，古代医患纠纷的产生也与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有一定关系。古代不少患者就诊时，为了“考验”医生的医术，有意不将真实病情说出来。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谈到当时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情况：“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验医能否，使索病于冥漠之中。”

　　苏东坡所说的“秘所患”，以“验医能否”现象，在明清时期更为严重。清周亮工在其《书影》　一书中曾批评这种现象：“不以病试医……不告医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

　　唐宋开始流行依法处理医患纠纷

　　《大明律》规定：医疗事故鉴定“责令别医辨验”

　　古代很多医患纠纷大多是“私了”，唐宋开始流行通过法律来处理医患纠纷。

　　唐朝十分重视药事管理，为了保证用药安全，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唐律》　上有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条文，《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　虽不伤人，杖六十。”疏议中还特别重申，即便“于人无伤，犹杖六十”。

　　或许是医患纠纷增多之故，元朝有关处理医患纠纷的诏令也随之增多，《通制条格》　单列“医药”卷，元律不仅严惩“假医”，还对官办医疗机构惠民局在“医疗救助”方面做出了规定，解决医生没有钱不看病的问题。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正月，元成宗下诏，要求“各路置惠民药局，择良医主之，庶使贫乏病疾之人不致失所”。

　　明朝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已出现了第三方仲裁、鉴定。《大明律·刑律·人命》中“庸医杀伤人”条：“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依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如无故害之情者，以过失杀人论。不许行医。若故违本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计赃，准窃盗论。因而致死，及因事故，用药杀人者，斩。”也就是说，出现严重的医疗事故，医生要被砍头。《大明律》　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亮点不少，如违规的医生“不许行医”，此即现代所谓吊销行医资格证；　处理事故时，“责令别医辨验”，这“别医”就是其他医生，相当于现代医疗事故的第三方鉴定。

　　明朝的法规在实际医患纠纷中，有很强的操作性。明代颜俊彦《盟水斋存牍》　一书中记录了不少明朝司法案例，其中“庸医刘期兴，杖”一例，就是一起典型的医疗事故。时人何运昌请来医生刘期兴给弟弟何洪看病，结果刘期兴把何洪看死了，双方闹进了官府。最后按察司判决：“刘期兴非折肱，反行妄告，依拟杖发，不许行医，库收缴。”

　　（来源：　《北京晚报》、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