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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今年4月19日，湖南常德的一处步行街，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女子正悠悠地闲逛。街头有几名民警随机拦下路人进行身份检查，女子正巧被拦下了。
面对民警，女子拿不出身份证，也报不出正确的身份证号码，一脸紧张的样子着实让人怀疑。民警将女子带到派出所作进一步询问，并查出女子名叫余艳，来自上海。让人意外的是，余艳身上竟然藏着一起发生在16年前的命案，死者是她的丈夫……
妹妹突然失联 床下发现尸体
时间退回到2002年5月底。眼看马上要过“六一”儿童节了，余娜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妹妹余艳，想约她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玩。可是余娜打了好几个电话，余艳都没接，后来电话就关机了，余艳家的电话也没人接。妹妹突然失联让余娜感到很奇怪，妹妹在一家私人建筑公司上班，工作还算稳定，而且还要照顾孩子，怎么可能突然就消失了？余娜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了丈夫，并且向母亲询问妹妹的消息。
“她跟我说出差去了，还把孩子送到我这来让我照顾。”母亲告诉余娜。这听上去合情合理的消息却让余娜感到不安，因为她知道妹妹和妹夫周伟国的感情一直不好，两人经常发生争吵。现在妹妹失去联系，还把孩子送走，难道出了什么事？
余娜和丈夫决定到位于闵行区的余艳家看看，他们从母亲那拿到了余艳家的备用钥匙，于5月31日一早就赶到余艳家。敲门无人应答后，余娜的丈夫开门走进了房间，余娜则在门口等着。
余艳家是二室户直统式的房子，他们自己隔出了一个小厅。余娜的丈夫进入房内就隐约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他还看到客厅桌子上放着一本练习本，上面写了很多字，但他没有看具体内容。走到南侧主卧室时，余娜的丈夫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字条“请报警，再进门”。余娜的丈夫心头一紧，紧接着他的目光就移到了卧室门附近的地上，那里有一些干了的深红色液体……
“出事了！你不要进去，快报警！”余娜的丈夫立刻退后，跑到门外对妻子说。余娜有点紧张，她以为妹妹余艳出事了，赶紧拿出手机报警，但是手机信号不好，没能拨打成功。余娜的丈夫连忙下楼，想找信号好的地方。走到一楼，正巧有一户人家开着门，余娜的丈夫就借用了他们的电话报警。没过多久，警察就赶到了现场，在余艳家的南卧室床下发现一具被水泥糊住的尸体。
难道这具尸体是余艳的？没多久，余娜他们从警方处得知，被害的是妹夫周伟国，而妹妹余艳有重大作案嫌疑，已被网上追逃。
企图自杀被阻止16年不曾回沪
余艳去了哪里？余艳的姐姐余娜不知道，余艳的儿子小庆也不知道。今年24岁的小庆已经记不清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具体是哪天，只记得是自己还在念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是周日，妈妈一个人把我送到学校班车停放点，我上班车回学校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小庆回忆，“我不记得最后一次见爸爸的情况了，平时爸爸就经常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我经常见不到他。”
从小庆有记忆开始，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家庭并不温暖。父亲经常喝得醉醺醺的，似乎没有正当工作。上学后，小庆在学校住宿，只有周末才回家，可是每次回家都会听到父母的吵架声，两人吵得凶的时候，父亲还会动手打母亲。
余艳失踪后，小庆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那时还不满10岁的小庆就已经知道自己没有家了，“外婆那时候就告诉我了，说我父亲被害了，母亲失踪了，怀疑是母亲杀了父亲。”
年满16岁后，小庆开始独自居住，16年来没有收到过母亲余艳的消息。
现在的小庆或许早就习惯了没有母亲的生活，但是16年前，当小庆骤然“失去”双亲，在黑夜中想念母亲的时候，羡慕其他孩子有母亲陪伴的时候，余艳在哪里呢？
因为涉嫌故意杀人被羁押回上海的余艳，在警方及承办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面前都承认了自己杀害丈夫周伟国的事实。至于自己为何在行凶后离开上海，余艳是这样解释的：“发现周伟国死后，我当时也想死了算了，但是又想如果在上海死的话，父母、儿子都会伤心，所以我想到外地去死……”
据余艳回忆，她决定离开上海后，因为怕母亲来到房间发现一切会害怕，她就把房间空调打开，把门窗都关好，甚至在卧室门上贴上纸条，要别人去报警。余艳还记得自己在一本本子上写下了一段文字，大致意思就是自己恨周伟国。但具体有没有交代其他事，因为时间太久，她已经不记得了。做完这些事后，余艳就带着钱、证件和换洗衣物离开了家。
“我后来去买了张火车票，到了外地一个小站下车，我在那里是想跳水库自杀的，结果正好遇到一个好心人，他说自己是乡村小学老师，一直苦苦劝我，我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余艳说。之后，她乘坐火车辗转来到广州，找人做了一张假身份证，用假名字和假身份证在广州打零工。打工期间，余艳认识一个湖南常德男子，两人很是谈得来。于是，2003年，余艳就跟着男朋友去往湖南常德生活，两人一起做烧烤生意，不久还开了一家烧烤店。
余艳有了新的身份和新生活，和男朋友一起生活了十多年，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直到两三年前，余艳和男朋友分手，又认识了新的男友。十多年来，余艳的两个男朋友都不曾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不知道这个躺在身边的女人其实并不是她所谓的“北方人”，更不知道她涉嫌杀人。而余艳从未回过上海，也没有打探过案情，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在上海还有家人，忘记了对周伟国做的一切，直到今年4月，余艳意外被警方拦下检查身份证。
悲剧缘起错爱 不堪忍受家暴
面对警方和该案承办人，16年前发生的那一幕幕重新浮现在余艳脑海，原来所有这一切，她还深深记得。
余艳和周伟国的悲剧缘起一段不被祝福的婚姻。
1993年，当时28岁的余艳认识了比她大6岁的周伟国，已经离过一次婚的余艳很快就和周伟国谈起了恋爱。周伟国没有稳定工作，其实并不是很好的恋爱对象，但余艳就像中了毒一样离不开他。不久，余艳怀孕了，她更加坚定了要嫁给周伟国的决心。可是他们两人的婚事遭到了余艳父母的极力反对。父母不希望余艳再一次陷入失败的婚姻。然而，那时的余艳一门心思就想和周伟国在一起，她甚至偷偷拿走了家中的户口本，在没有家人祝福的情况下“暗戳戳”地和周伟国领了结婚证。
得知此事，余艳的父母气得和余艳断绝了往来。而余艳也很快就尝到了“不听老人言”的苦头，余艳告诉承办人，在她怀孕6个月的时候，周伟国疑似出轨了，两人大吵过，从那以后两人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并经常会争吵。孩子出生后，周伟国几乎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家中的开销大都是靠余艳支撑。余艳的父母心疼孩子，也经常帮忙照顾。
“周伟国经常在外面喝酒赌博，输钱了心情不好，回到家就会和我吵架，问我要钱，有时还会打我。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余艳告诉承办人，因为要面子、怕丢人，她几乎没有向别人说起过遭受家暴的事。只有一次，余艳腿上的淤青被同事看到，她才提过几句被周伟国打的事。余艳的同事接受警方询问时，也证实看到过余艳身上被殴打的痕迹，从而得知余艳被丈夫家暴的情况。
与周伟国生活那么痛苦，余艳为何不离婚？根据余艳的供述，实际上她和周伟国都有过离婚的念头，两人甚至在案发前没多久差点就要去办离婚手续，但最终因为周伟国反悔而没有成功。这件事也成了余艳杀害周伟国的导火索。
余艳记得那是2002年5月底的一天，周伟国因为离婚的事和余艳大吵一架，之后周伟国威胁余艳去帮他借钱，否则就对余艳的家人不客气。
周伟国的话让余艳很害怕，在她看来，周伟国是个不择手段的人，说不定真的会去伤害家人。余艳就此起了杀害周伟国的念头，“我是被他逼的。”余艳这么说。但周伟国已经死亡，无法为自己辩解。
开煤气一了百了 涉嫌故意杀人
当晚吵完架后，周伟国就回到自己的卧室休息，没有关房门。其实，自从1994年开始，余艳就和周伟国分房睡了。周伟国睡在北卧室，余艳带着孩子睡在较大的南卧室。
“看到周伟国在床上睡着后，我就想和他一起死了算了。”余艳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绝望，“我走到厨房，把煤气打开，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将卧室的房门关上了。”
既然求死，为何还关门？余艳解释，关门是她的习惯，因为以前发生过周伟国半夜到她卧室打她的情况，因此余艳养成了睡觉要关门的习惯。
余艳很快睡着了，但不知睡了多久，她觉得难受，于是起床走到厨房关掉了煤气。“当时觉得人有点软，我就坐在了地上，大约坐了2个小时，天也亮了，人也感觉清醒一点了。”余艳告诉承办人，她清醒后，往北卧室门口看了看，见周伟国还躺在床上，样子像是睡着了。余艳没有进北卧室，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继续睡觉。再次醒来时，余艳想起那天是周五，应该去接住校的孩子回家了。
洗漱完毕后，余艳出门去接孩子，临走前她看到周伟国依旧在床上躺着，于是就把北卧室的门关了。带着孩子到父母家度过一天，余艳和孩子晚上才回到家。周伟国的房间很安静，余艳知道，自己可能“得逞”了。
安排孩子睡觉后，余艳打开了周伟国的卧室门，他依旧和白天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余艳开始害怕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陪孩子睡觉，后面两天我和孩子都没有去过周伟国的卧室，孩子也没有问过我……”余艳熬到了周日，她将孩子送回学校后，准备做个“了断”。
余艳回到家，仔细看了周伟国的尸体，然后在附近的建材商店买了几包水泥。“我想让他安安静静地睡，睡得舒服一点，我的卧室床比较大，所以就把他的尸体从北卧室拖到了南卧室。”余艳回忆，“我还想做个棺材，让他躺在里面，就在他身上糊上了水泥……”
余艳到案后对自己杀害周伟国的事实供认不讳。经审查，闵行区检察院认定余艳涉嫌故意杀人罪，将该案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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