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执结2042万件 贡献中国“执行智慧”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强制执行中，财产调查有何新的发展趋势？强制执行与信息化如何碰撞？强制执行立法又有何发展和趋势？

昨天在沪召开的世界执行大会上，上述问题引发热议。会上，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大法官”们围绕“强制执行的现代化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据悉，此次会议是我国就强制执行工作举办的首个国际会议。

记者同时获悉，2016年至2018年三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2042万件，执结193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生效裁判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逐年提高，强化执行力度的效果逐步显现。人民法院用执行的“利剑”让司法公正在“最后一公里”提速，也为国际民事执行法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执行智慧

联合信用惩戒  351万“老赖”履行义务

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攻坚克难，解决执行难工作力度前所未有，成效前所未有，实现了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执行制度、机制和模式，为国际民事执行法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是“智慧”之一。

不得坐飞机、乘高铁、高消费，不得贷款、新办公司，不得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迫使“老赖”主动履行义务。

2013年10月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累计限制1746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547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247万余次，涉及资金达114亿元。全国351万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在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一起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某公司因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今年9月，该公司曾两次参与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上海市住建委在审查中发现，其在信用平台中被记录为失信人员，于是取消了其招投标资格。该公司得知这一缘故后，立即联系法院支付了全部欠款，最终法院依法将其从失信名单中删除。

此外，各地法院还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措施，通过抖音、手机彩铃、广告电子屏等各种贴合当代生活传播方式的惩戒方法，增加被执行人的失信成本，形成对失信者人人喊打的氛围，使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介绍，从2018年开始，虽然执行案件量还在增加，但是纳入失信名单的人次在下降，出现了拐点，说明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以上海为例，早在2017年6月，上海高院、市发改委等46个部门联合签署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本市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合作备忘录》。

目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不动产登记局、市土地交易中心、市经信委等单位已将法院推送的失信名单嵌入业务系统，失信被执行人在上海担任公司高管、购置不动产、招投标土地、建设工程等方面将受到系统限制。

截至去年11月底，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对6604人次担任公司高管等申请作出拦截，上海市不动产登记局共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购买不动产430人次，上海市经信委对350余人次购买新能源汽车作了限制。

“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体系建设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在大会发言中透露，下一步，最高法将推动制订出台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联合信用惩戒的法律规范，确保依法规范操作，畅通救济程序。在加大失信惩戒力度的同时，还将注重对守信者的激励与褒奖。

“总对总”系统查询  冻结资金4136亿元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国执行工作都面临严峻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总对总”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无疑也是信息化“执行智慧”成果。

“执行难”，曾经难在找人查物。不少老赖通过“跑路”、转移财产等方式与法院“躲猫猫”。而要找人查物，靠过去“两个法官一台车四处找”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执行的需要了。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即“总对总”查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法官足不出户便可冻结甚至扣划老赖存款。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通过“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为6038万余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4136亿元，查询不动产信息984万条，查询到车辆5142万辆、证券1421亿股、渔船和船舶194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257亿元。

当前，“总对总”查控体系已与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包含不动产、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在内的16类25项信息。

在推动实现执行管理现代化方面，人民法院还探索建成了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和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指挥管理平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晓云在大会发言中向与会人员介绍，“全国四级法院建立‘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执行管理新模式，实现执行管理扁平化、集约化、可视化”这一管理模式让管理者“耳聪目明”，执行工作形成全国法院“一盘棋”。

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全市法院均建立了执行指挥中心，上海高院执行局通过指挥中心的案件管理、网络查控、跟踪督办、工作检查、决策分析等功能，统筹管理上海全市法院日常执行工作，各中基层法院执行指挥中心设置专人负责，落实最高法院案件督办、外省市法院及上海法院间事项委托等工作。

针对异地执行难题，人民法院研发了事项委托系统，上线以来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进行区域执行协作66.7万次，极大节约了执行成本。

三年执结2042万件  “终本”案件每半年重查

最高法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8年三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2042万件，执结193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4.4万亿元。

在上海，2016年至2018年10月，上海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47.4万件，执结46.29万件，执行到位标的额1348.83亿元。多项指标均位居全国法院前列。

然而，在大量执行案件中，存在一个客观现实是，有40%左右的被执行人丧失履行能力。对于“执行不能”案件，人民法院通常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方式结案。

值得一提的是，“终本”只是执行程序阶段性终结。“终本”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申请恢复执行不受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目前已经建立起的终本案件数据库可以实现每半年由网络查控系统进行自动查询，并对数据库内被执行人常态化限制高消费，一经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立即恢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同时透露，数据库向全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还通过积极推进执行转破产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探索社会救助、商业保险等途径，依法有序分流解决终本库中的“执行不能”案件。

直击现场

达成《世界执行大会上海宣言》

会议中，与会各方围绕“强制执行的现代化发展”这一主题，具体研讨“信息化与强制执行的新发展”、“财产调查的新近发展和趋势”、“司法评估拍卖的新近发展和趋势”、“强制执行和信用建设的相互促进”、“执行机关设置模式的新近发展和趋势”、“强制执行立法的新近发展和趋势”等6个议题。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穆罕默德·哈达·阿里在致辞中表示，判决执行工作对深化法治建设、巩固可持续发展起着关键作用。随着世界法治不断进步、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和跨境交易不断增长，执行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执行部门必须从制度和资源两方面入手推进各项工作，通过创新促进各执行机构及其工作机制水平全面提升。本次大会为与会各方提供了有益的交流平台，有利于各方代表深入讨论、分享经验，共同为建立完善的执行机制贡献力量。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共有来自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其中，既有司法机关代表，也有行政部门及专门执行机构的代表。多个国家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多位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大法官等高级别代表参会。

会上还通过了成果性文件《世界执行大会上海宣言》，充分体现各国在强制执行的现代化发展方面的新观念、新做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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