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荷》：三十年，三个人的故事

　　□法治报记者  徐荔

诗歌，是激情和灵感撞击的产物，是文学天幕上一颗璀璨的明星。然而，谁能想到，在高墙电网深锁的监狱里，有着这样一个服刑人员的群体，他们用诗歌宣泄情感，用诗歌净化灵魂，用诗歌抒发心中对真善美的向往，用诗歌向昨天告别，用诗歌走向明天。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民警的指导下，他们将诗作收录于《新荷》诗刊。而这本诗刊已经走过了30年。

1989—1998

播种和收获

“一千次播种希望，就算一千次收获失败。我还会一万次的播种，等着一万次的收获。”

盛夏，上海的夜晚闷热异常，知了的叫声让人心烦意乱。可是，尽管额头上的汗珠不时地滴在稿纸上，有时候不巧落在了字上，钢笔墨水把字化开，就像是开在了纸上的一朵小花。张辰（化名）一点儿也不介意，他趴在桌上，一手撑着脑袋，一手提笔在纸上写着什么。偶尔，他探头看看铁窗外的月亮，偶尔侧耳听听无处不在的蝉鸣。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沉浸在自己的文字里。他在写诗，在铁窗里，在1989年的夏天。他在寻找希望，在憧憬未来，他告诉自己，只有播种才能带来希望。

张辰要把这些句子投到一份刚刚诞生的期刊——《新荷》。《新荷》诞生在大墙里，一开始并非期刊，而是一本诗集，源自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七监区服刑人员诗歌兴趣小组中的部分作品。张辰喜欢诗歌，尽管从来没有写过，但当他听说监区要组织这样的兴趣小组，他便立即向监狱民警报名。于是，张辰成为了兴趣小组第一任“主持人”。一开始，监区里写诗的人只有几个，在监区民警的鼓励下，一段时间后兴趣小组的规模扩大到了二十余人。所有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点：从来没有写过诗。根据当时的记录，这些诗歌爱好者用民警提供的教材，一点一点学习写诗技巧。监区民警把每周五定为“诗歌日”，供兴趣小组成员交流体会、切磋技艺。

张辰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的，几个月时间，他已有了一百余首作品，其中不乏佳作。诗歌兴趣小组和《新荷》的诞生得到了时任监狱长的祝福，他在评价这些诗作时表示，这些诗作在艺术上固然不能说成熟，有的甚至还比较粗糙，但它们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无病呻吟，确确实实地反映了服刑人员在改造生活中许多真挚的情感。这是作者用自己生活中的血和泪写成的，有追求新生的强烈愿望，有在脱胎换骨中的酸甜苦辣。

这番评价说到了张辰的心里，他坦言，读诗、写诗给他带来了很多。潜移默化中，他的文字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真正重要的是《新荷》带给他的希望。张辰眼中的希望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从对过去的忏悔和反思中“生”出来的。张辰说自己写下的每个字都是从生活里来的，有对过去生活的反省、对现在生活的思考，也有对将来生活的希望。

伴随《新荷》的诞生和成长，张辰也在这段和诗歌为伴的大墙岁月里成长。诗歌文化的力量带给了张辰重获新生的决心，与此同时，他的文字水平也在不断提高。1990年4月，张辰的作品入选《炼狱心声集》，这本册子收集了《新荷》创刊以来五年间98名服刑人员的139首诗；1991年1月，监狱从各监区抽调具有一定诗歌创作基础的服刑人员组成《新荷》编辑组，张辰也是其中一员。从那时起，《新荷》开始以双月刊刊期印发，一直延续至今。

世纪之交，张辰刑满释放。《新荷》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他人生里不寻常的十年。带着《新荷》留下的印记和对《新荷》深深的祝福，张辰走出大墙，开始了新的人生。这时候的《新荷》已经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有了完整的架构和编辑风格。从1995年开始，每年“新荷诗会”成为了惯例；从1999年10月开始，《新荷》在提篮桥监狱各监区有了“分会”，建立了两级网络制度。

1999—2008

一个大墙诗人

胡不度（笔名）是《新荷》的作者，也是服刑人员，当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印品，他说“我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第一次给《新荷》投稿，胡不度写下这样的文字：“这些沉沦的人啊！他们在暗夜中迷失了自己。而人间已经远离，人间隐去了最后的背影。”

当时负责管理《新荷》编辑部的民警找到胡不度，问他写这首诗的理由。胡不度回答：“当监狱的大门在身后关上，我感到所有的阳光、情感、希望都远去了。36岁，应该是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所有的机会都在眼前，所有的梦想都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然而，现实却在36岁时嘎然而止了。我心若死灰，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在谈话中，民警发现胡不度对一切似乎都全无兴趣，唯一能触动他的，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民警们相信文化的力量、诗的力量。在诗歌里抒发亲情、友情、爱情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过程。他们相信，一首好诗可以发掘心灵深处美好的东西，可以让人对生活充满希望、振奋精神。于是，民警鼓励胡不度多写诗给《新荷》投稿。此时的《新荷》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在提篮桥监狱各监区组成了诗歌读写小组，建立了诗会网络。

2014年6月，汇集《新荷》诗刊历期优秀诗作的《罪魂与诗神》一书由文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同很多读者和作者一样，与《新荷》的相遇也成为了胡不度生命中的转折：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在很多个夜晚，胡不度都在思索，他要写一组诗来表达对家乡的爱。他苦苦思索着这个“工程”的结构。忽然，他脑海中出现一个灵感：《周易》中关于十二个月和节气的论述不就是绝好的结构吗？接下来的数周，胡不度文思泉涌。

后来，胡不度这样回忆那段创作过程：“那是我生命路途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首长达六百多行的组诗里，带着我的爱心：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爱生活、爱大自然，太阳终于在我心里升起来了，美也在我心里复苏了。”也就在那一年，胡不度的刑期由无期改为有期，生命又重新进入了正常的时间轨道，他的脸上有了笑意，服刑态度变得主动。这些，民警都看在了眼里。

为了帮助胡不度更好地改造，民警积极联系了胡不度的大学老师们来监狱帮教。但这并不是一般的帮教，而是监狱借助社会力量，进一步推动“大墙诗教”深入发展的一次尝试。

昔日的大学老师来到胡不度的身边，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老师惊讶地看到胡不度在大墙里已经写下了六万多字的诗稿，读着那些浸润着眼泪的诗，老师被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深入的思考打动了。老师紧紧地拥抱着学生，他们流下了热泪。

确如《罪魂与诗神》序言所述，大墙诗教得到了各方面的巨大支持，折射出社会各界志愿者的胸怀。2008年9月，“新荷诗会”举办诗歌讲座，由大学教授、青年教师讲解诗歌欣赏和创作，并成为每年的常规项目，一直延续至今。而对胡不度而言，他于2010年被评为监狱的改造积极分子，他把获奖证书郑重地夹入自己的诗稿中，他说：“诗歌为我打开了人生的一扇窗。”

2009—2018

在陪伴中给予希望

2014年盛夏，一封信放到了提篮桥监狱时任监狱长的案头，它来自青海西川，发信人是周江(化名)，他在信中说：“我来到青海省西川监狱服刑快一个月了，我对这边的环境不是很适应，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我都会慢慢适应，但是不管怎样，无论在哪里改造，我的目标和梦想是不会变。为了能够更好地度过漫长的服刑生活，能够给这段灰色的青春增添色彩，我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把刑期当学期。我对于文学也有很深的情缘，在提篮桥监狱报和《新荷》诗刊上有我的多篇作品刊出，就在我移监前，这一期《新荷》诗刊也有我的两篇作品，只是我没来得及拿到这一期诗刊，希望监狱能够将这一期诗刊邮寄给我，作为我的收藏。”

这封信的主人周江是《新荷》的忠实读者，也是一位“资深”诗友，他自2009年起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一直坚持学诗、写诗，而那时，《新荷》也正好走进了第三个十年。自从2007年提篮桥监狱举行新版《新荷》诗刊全国发行探讨会、把目光投向全国监狱系统后，伴随着《新荷》诗刊编校质量的提高，在全国监狱系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区的数十所监狱来稿被诗刊录用，并逐步拥有了五六十位核心作者。

周江就是其中之一，但大多数作者和读者一样，周江以前从没有写过诗，“在脑子里搜刮半天都翻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就是这样的起点，在7年的时间里，周江写下了近两千首作品，屡屡在《新荷》上发表，甚至获奖。

《新荷》的责任编辑、监狱民警邱雪云对周江印象深刻：“周江是一个个例，却很有普遍性。《新荷》存在的真正意义不仅限于诗歌，以文化人是《新荷》始终坚持的教育改造理念。就像周江，他在学习、感受诗歌魅力的这些年里，他在性格、修养、文化欣赏水平上都有很大进步。这才是《新荷》的存在价值。”

在2018“新荷诗会”关于“大墙里的诗歌有何意义”的讨论中，《新荷》编辑，服刑人员卯金（笔名）的话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觉得，在创作过程的等待、徘徊和坎坷，是每一个新的作者都会遇到的。有时，创作就像是一次邂逅，而学习和读书是一切创作的准备。在大墙里，《新荷》的很多作者和读者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学习的状态，注意观察和积累，并始终带着手中或心中的笔，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情感和对生活的态度。有诗相伴，改造的路上就有更多的阳光。

在许多服刑人员眼中，大墙里的《新荷》，能在陪伴中给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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