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散阴霾 拯救“向日葵”

　　□法治报记者  徐荔

向日葵的花总是朝向太阳，喜欢随着阳光起舞，可是偏偏就有这样一群“向日葵”，他们生长在阴暗的环境中，终日见不到阳光，但他们依然渴望阳光，总是在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张望、努力生长。他们就是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拯救向日葵”社区困境儿童关护计划的服务对象——生活在涉毒家庭的困境儿童。

10岁的他刚念小学一年级

今年2月，本市一所小学的一年级教室里，小辉正在认真地听课。小辉比同学们都要高大许多，不是因为他的身体发育情况特殊，而是因为小辉今年已经快10岁了，本该念四年级的他去年9月才第一次踏入学堂。

为什么小辉一直没有念书？这与他的家庭有关。

小辉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他的妈妈则是一名吸毒人员，有着多年吸毒史，去年11月才结束为期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生活。自小辉有记忆开始，他就是和姑婆一家生活在一起的，妈妈总是经常不在，爸爸从没出现过。虽然姑婆家条件不是很好，但也不差小辉一口吃的。后来，小辉陆续有了两个妹妹，但是他和妹妹们也是聚少离多。

小辉没打过疫苗，也没上过幼儿园，年幼的他不懂事，在家里拿着一根棒子就可以当玩具，看着电视里的卡通片，和周围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几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等小辉大了一些，看到小伙伴们纷纷背上书包去一个叫“学校”的地方，他有些好奇也有些向往，可是家里好像没有人提起要他也去学校的事。

小辉渐渐长大了，有些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的不同了，他也想上学学知识，但是妈妈、姑婆他们都不曾提起，小辉也不敢多问，只是在上网打游戏的时候多了些迷惘。

去年5月，小辉见到了“拯救向日葵”社区困境儿童关护计划（以下简称“关护计划”）的负责人，禁毒社工傅鹂鸣。从社工与姑婆的交谈中，小辉听到了自己上学的可能，但是似乎困难重重，最直接的原因是小辉没有户口。

好不容易，姑婆他们被说服，愿意为小辉办户口，可是具体手续需要小辉的父母办理。小辉的妈妈此时正在强制隔离戒毒，他的爸爸依然不知在何处，户口办理遇到了坎儿。针对小辉的特殊情况，社工走访了许多部门咨询，几经波折，终于在医院、街道、教委等更多单位部门的帮助协调下，有学校接纳了小辉。

小辉从没有接受过学前辅导，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为了让小辉更好地适应，在为小辉联系上学问题期间，几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了“守护希望工作小组”，轮流为小辉补课。而除了学业基础，小辉需要的还有心理上的辅导。

快10岁的孩子已不是懵懂无知的年纪了，走入学校，小辉可能会迎来各种好奇的目光，如何回应这些疑问，怎么介绍自己的家庭？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社工和志愿者提前给小辉打上了预防针。

让人欣慰的是，小辉很快适应了学校生活，学习有很大进步，与同学相处得也不错，顺利结束了第一学期的学习。新学期开始，小辉背起书包继续上学了，但小辉的两个妹妹却遇到了和他当年相似的问题，尤其是小辉的大妹妹，情况似乎更为复杂……

困境儿童的问题不止温饱

小辉和他的两个妹妹因为关护计划成了禁毒社工的关注对象。记者了解到，虽然小辉兄妹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并非个别案例，在关护计划中，禁毒社工还遇到过家庭状况更为复杂的情况。

2018年初，禁毒社工通过走访、调查问卷等形式排摸了本市登记在册吸毒成瘾人员的未成年子女情况。根据统计，在上海，涉毒家庭未成年子女有3000多人，其中0—10周岁的有1800多名。结合相关政策规定，社工汇总分析了统计数据，梳理出符合政策的涉毒家庭困境儿童200余名。

“2013年6月，南京女童饿死事件将涉毒家庭困境儿童的真实情况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其实涉毒家庭困境儿童并非特例，他们的生活风险也远不止于温饱问题。”社工傅鹂鸣告诉记者。

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强调“为困境儿童营造安全无虞、生活无忧、充满关爱、健康发展的成长环境，是家庭、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困境儿童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政策支持。然而，就禁毒实践而言，关于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监护问题等还缺乏完备有效和常规化的制度。

傅鹂鸣告诉记者，虽然从样本整体看来，超过97%的孩子没有遭受家庭暴力，但是他们存在被忽视的情况。“孩子若长期缺乏正向教育与引导，很可能会出现行为偏差，一旦做出过激行为，酿成大错，就很难挽回了。”

同时，在长期一线戒毒帮教过程中，禁毒社工看到了许多涉毒家庭孩子的困境。例如，在涉毒家庭中多见像小辉这样非婚生、未落户的孩子，他们基本就医、救助、就学等权益无法获得；有的孩子因父母复吸或涉毒在押从而监护缺失，甚至有些吸毒成瘾者出现依托孩子逃避打击、贩卖孩子等极端行为。这些成瘾者的生活行为及方式，直接导致涉毒家庭困境儿童风险状况频发，这些孩子的健康、安全、心理、社会融入等问题亟待密切关注。关护计划也因此诞生。

2018年3月，关护计划启动，为期一年，重点关注对象为0—10周岁的涉毒家庭困境儿童。社工通过对困境儿童生活状况评估，帮助符合政策的儿童获得相应补助。同时，在大学生志愿者的配合下，开设爱心课堂，为困境儿童提供学业辅导。此外，还以此为契机开展亲子活动、家庭教育指导讲座等，唤起困境儿童的家长，尤其是有涉毒经历者的责任感。

“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关护计划，对涉毒家庭孩子的困境风险进行评估，梳理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当出现类似情况的时候能够有章可循。”傅鹂鸣表示。

期待更多力量帮  “向日葵”驱散阴霾

在开展关护计划的活动中，社工发现了不少难题：困境儿童的监护问题、户口问题、补助政策，等等。仅小辉一家就将这些问题都囊括了。

小辉的大妹妹小灵今年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她是否会重蹈小辉的覆辙？据社工了解，小灵目前没有和小辉生活在一起，或者说，小灵三四岁开始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照顾小灵的，多是她妈妈结识的吸毒人员，其中有一位年逾五十的张阿姨特别心疼小灵。

张阿姨是一名社区戒毒康复者，她的儿子早已成年，因为张阿姨吸毒与她关系破裂。偶然一次机会，张阿姨见到了小灵，得知小灵的情况后心生同情，曾受小灵家人的委托照看过她几天。后来，小灵的妈妈被强制隔离戒毒，张阿姨更是格外关心小灵，总是把小灵带回家照顾。或许是把对儿子的亏欠投射到了小灵身上，渐渐地，张阿姨将小灵当作了亲女儿，带小灵治疗眼疾，为她张罗户口、就学等问题，小灵也喊她叫“妈妈”。

但是，张阿姨毕竟不是小灵的母亲。小灵的妈妈回到社区后，曾找过张阿姨想把孩子接回去，可张阿姨以她根本照顾不好孩子为由拒绝了。小灵也舍不得这个“妈妈”。当小灵的妈妈、姑婆等人找到张阿姨、想带走孩子时，小灵却抱着张阿姨哇哇大哭，不愿离开……

小灵应该和谁一起生活？她的家人和张阿姨会以何种方式解决监护权问题？社工只能从最有利于小灵成长，且不违反法律的角度提出建议。

至于小辉和小灵的妹妹小清，她和哥哥姐姐一样，不知父亲在何处。曾经小清是有“爸爸”照顾的，但在做完亲子鉴定，得知自己与小清并无血缘关系后，小清被“扔”到了姑婆家。今年3岁的小清调皮捣蛋、懵懂无知，甚至还穿着纸尿裤，在身心发育方面有些迟缓。

为了不让小清和哥哥姐姐一样遭遇无法上学、就医困难的情况，小清他们的妈妈回归后，社工第一时间建议并督促她为小清落实户口。

“小辉三兄妹在母亲被强制隔离戒毒期间是典型的监护缺失，这样的情况在涉毒家庭中并不少。”傅鹂鸣告诉记者，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祖辈、亲戚出于爱心会主动承担照顾责任。然而，这种照顾一方面缺少监护能力评估及法律监督，对孩子的安全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监护权，儿童的照顾者也会承担一定风险。比如小灵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监护缺失情况下，是否可以对临时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进行评估，确定临时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以此为困境儿童提供更多保障。”傅鹂鸣建议。

傅鹂鸣坦言，作为禁毒社工，从社会联系理论角度来看，关注涉毒家庭的孩子可以作为辅助手段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服务和帮助，增加他们的社会联结，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降低生活风险。但术业有专攻，他们能为孩子们做的事有限。傅鹂鸣希望通过关护计划，让更多人知道涉毒家庭孩子遭遇的困境，予以重视并探索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

关护计划今年3月就要结束了，未来，禁毒社工将持续关注涉毒家庭的困境儿童。他们也呼吁更多力量参与进来，一起力所能及地帮这些渴望阳光的“向日葵”驱散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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