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人生悖论

　　沈栖

在我国近代史上，严复的名字是很响亮的。因为他一度站在中西交汇的巅峰绝顶，登高远眺，极目苍茫，故康有为称其为“精通西学第一人”，胡适称其为“介绍近世思想第一人”，鲁迅称其为“十九世纪末中国感觉敏感的人”，毛泽东称其为“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迄今谈论民族复兴时，人们还不忘对其赞誉一番。

倘若不为名贤讳，论及严复的人生悖论，并非扯谈，也许还能还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全貌，给今人些许启迪。

先说说严复对鸦片的态度。他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条件，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早在1895年，严复就在报上撰文痛斥鸦片误国害民之烈：“中国沿习之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矣”，并大声疾呼：“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鸦片！”然而，过早夺去严复身体健康的，竟是被他切齿痛恨的“世间魔鬼”——鸦片。查其英文日记，自1916年下半年起，严复几乎每天都要注射吗啡，或抽大烟，或服药膏，有时一天注射吗啡竟达10次之多。直至1921年寿终正寝，严复都没能摆脱吸食鸦片所带来的快感及痛苦。他晚年在给子女的信中这样描述其窘况：“甚者二便都要出来，如无歇息处，巴不得便坐在地上”。何等无奈，何等狼狈！

如同对待鸦片一样，严复对封建专制制度也是先“恨”后“恋”，这形成了他的另一个人生悖论。两者相较，自不待言，后者甚于前者。

虽说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早在明末清初即已有端倪，但被梁启超誉为“中西兼通”的严复则是第一次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思想，对之彻底否定。这在当时不啻“夜空中的一声惊雷”，其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据其子严璩所说：经甲午之变，“大受刺激”的严复，以排山倒海的激情一口气写下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相继刊于天津《直报》，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进攻，传诵一时。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相对应，严复通过翻译《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论》等，向国人介绍西方民权（民主）思想。“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这些闪烁着理性光耀的著作被集束般餡译于“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梁启超语）的中土，无疑在客观上起着批判和否定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极大影响着国人的政治观念，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其实，严复之批判封建专制，并不彻底反对君主制，而是有所保留，希望依靠开明君主的力量来推行维新事业。如在《救亡决论》中，他力劝光绪学习先祖康熙“勤苦有用之学，察究外国之事”。这种倾向在他晚年变得尤为突显。辛亥革命以后，严复参加为袁世凯复辟做鼓吹工作的“筹安会”，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便是一个表征。他曾畜辫明志，“以示不主共和之意”。在私下里给友人的信中，严复甚至说：“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岐乎？”弥留之际，他留给家人的遗嘱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倘将之与当年他对封建专制所下的断论“其祸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相衡，判若霄壤。

1921年10月27日，严复怀揣惆怅和迷惘离开了世事纷呈的人间，葬于鳌头山。坟前竖起其生前自题的墓碑：“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一个曾经力反封建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临终却甘愿将业已销匿的王朝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如此自我的历史定位，岂不可笑可叹复可悲？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