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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栖
一、100年前的“五四”运动，堪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新文化运动则是通过知识精英内部以及知识精英与军阀强权之间的对垒，呼唤了个人的觉醒。正是各种立场、观点的交锋，唤醒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为后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五四”运动不止是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示威游行，它的前前后后至少还有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和政治抗议。换言之，它是一场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虽说此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嬗变，但那个时代建树起来的思想的、学术的、文学的、政治的立场与方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赓续不断，至今仍留有历史的回声。
三、“五四”运动高擎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面照亮苍茫中国的大旗，彰显出中国现代文明的进步。反对者说新文化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破坏旧伦理、旧艺术、旧文学、旧政治，被毛泽东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则说：“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只是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其实，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为百年前启蒙的大目标。
四、十九世纪末，日本著名思想家犬养毅名言：“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教育，二曰报纸杂志，三曰演说宣传。”“五四”前后，中国的“文明普及”三大法宝已集于一身。尤其是报纸杂志，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等，形成了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阵营，推动着现代文明进步。
五、“五四”新文化运动绝非突发事件，它前承晚清的维新运动。黄遵宪、林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一代”对“五四一代”之间存在着“接力”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正是这两代人共同促成了新文化，虽说前者的历史影响远逊于后者，后者的历史作用远甚于前者。
六、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志性人物犹如一面旗帜总是竖立在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非但没有被遗忘、被湮灭，相反，愈益引起国人关注。因为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亟需“五四”时代那种爱国精神、革新意识、民主思想、科学理念。
七、鲁迅的文学成就和地位是在“五四”时期所奠定的。他说过：“五四运动的风暴已过，《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无疑是在“前进”之列，如他文章《过客》中的“过客”一样奋然前行，如他文章《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一样矢志不渝地向着封建专制主义和国民劣根性举起投枪，义无反顾，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民族魂”是历史对鲁迅的定位，绝无一丝一毫的溢美。
八、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引发的近代百年第一次民族反思，直接导向随后的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近代百年的第二次民族反思。它以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当年的一个共识就是：除了器物、制度外，亟需改造国民性，改造中国的文化系统，唯此才能形成社会强大的根基。
九、从尼采的超人主义到康德的先验主义，从马赫的经验主义到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到国家主义、人文主义……“五四”时期，各种各样的“主义”寄托着各色各样的信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寻找信仰的同时形成了百家争鸣。这些与旧思想、旧文化相对立的“主义”相继传入中国，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比较与选择的机会。最终，“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新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近代百年的历史选择，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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