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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邵阳
日前，101岁的高龄老人陈老伯突然收到了来自法院的诉讼材料和传票，通知他作为一件法定继承纠纷案件的被告参加诉讼。案件的原告竟是陈老伯儿子的一名“前继女”郁某。这一切，都要从老伯已故儿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再婚说起。
老父是亡子唯一继承人
陈老伯已故的儿子陈某与原告郁某的母亲于1982年结婚，两人均为再婚，郁某是她母亲与前夫所生之女，当时16岁。婚后陈某居住于他工作的煤气厂集体宿舍中，而郁某则随母亲居住。1988年，煤气厂将位于杨树浦路的一套房屋分配给陈某、郁某母亲及郁某居住。住房调配单上房管所意见写明：此前郁某母亲居住于霍山路。
郁某1984年参加工作，1995年结婚后，不再与陈某及其母亲共同居住。2000年，陈某与郁某母亲因性格不合协议离婚，离婚后杨树浦路房屋由郁某母亲居住，陈某获得房屋补贴2万元并搬离该房屋。之后陈某购买了作为本案遗产的控江五村房屋，并居住至去世。
陈某去世时无其他在世子女，其母亲也已去世，其父亲陈老伯为继承控江五村房屋，在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公证书明确，陈老伯是陈某唯一的法定继承人，陈老伯据此继承了房屋并办理了过户，后又将房屋以80万元出售。郁某得知此事后诉至法院，认为自己作为陈某的继女，也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要求陈老伯给付其房屋出售款的一半，即40万元。
继女是否享有继承权？
原告郁某认为，陈某与自己母亲结婚时，自己尚未成年，自己与陈某共同生活，形成主要抚养关系，有合法继承权，依法应当分得系争房屋一半的价款。
被告陈老伯因年事已高，由自己的两名女儿作为代理人参加了诉讼。被告方认为，陈某没有抚养过郁某，郁某也没有对陈某尽到赡养义务，郁某没有继承权。陈某结婚时住在单位集体宿舍，而房管局则证明当时郁某居住于霍山路，两者没有共同居住。直到1988年单位分配了杨树浦路房屋后，郁某才与陈某一起居住，当时郁某已经成年，不存在
受陈某抚养的事实。陈某离婚后无处居住，离婚时其只分得2万元，买不起房子，是由在上海的四个姐弟凑钱5万元，加上陈某的2万元，共计凑了7万元才购买了控江五村的房屋。陈某从2000年与郁某母亲离婚后，至2014年去世，其间郁某从未与陈某有来往。直到陈某去世前，郁某为了其弟户口迁入杨树浦路房屋一事，才屡次找到陈某，双方因此发生争执。陈某去世后，郁某也未参与办理其后事。郁某不尽赡养义务，如今却要求分得房款，让被告方无法接受。
法院：
未尽赡养义务的继子女不应认定为法定继承人
根据《继承法》第十条规定，“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是第一顺序继承人。那么，《继承法》中所谓“扶养关系”要如何理解呢？我国婚姻家庭法中主要有“抚养”、“赡养”、“扶养”三种表述，“抚养”主要用于尊亲属对卑亲属的关爱教育（如父母对子女），“赡养”主要用于卑亲属对尊亲属的供养（如子女对父母），而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扶养”关系，则同时包含了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两层关系。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郁某未成年期间与陈某共同生活过，郁某也并非以陈某的经济帮助为重要生活来源，无法认定陈某对郁某形成过抚养关系。更重要的是，陈某与郁某母亲离婚后，郁某与陈某鲜有往来，郁某与陈某仅有的几次接触还是为了郁某弟弟户口迁入问题，并因此事与陈某发生争执。陈某晚年多次生病住院，郁某既未在经济上给予帮助，也未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对陈某未尽赡养义务。法院认为，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不履行义务就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郁某不应认定为陈某的法定继承人。据此，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郁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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