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龙：　为官“不可干以私”

　　□沈  栖

在我国民族英雄谱上，南宋末年抗元名将陈文龙与文天祥“隆名并峙，同为一代忠贞”（林则徐联语）而彪炳史册。

据《兴化府志》记载：陈文龙“幼颖悟，苦学不厌，年未弱冠，即以精于声律而驰名郡庠”；“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夏五月，廷对第一，状元及第”。因文章魁天下，宋度宗御笔将其原名“子龙”改为“文龙”。作为一名状元出身的文官，陈文龙虽宦海沉浮，但毕竟官至参知政事（副丞相）兼闽广宣抚使。《陈忠肃公年谱》在论及他状元及第后授宣义郎、镇东军节度判官驻节越州（今浙江绍兴市）时，赞誉：“公刚直不饶，不可干以私，人皆惮之。”其实，这也是陈文龙整个从政生涯的生动写照。陈文龙称得上是一位清正爱民的直臣廉吏，他雷厉风行，革除弊政；嫉恶如仇，秉公执法；关心民瘼，政声卓著，堪为为官楷模。

毋庸讳言，陈文龙步入仕途，曾得力于贾似道。此人从理宗始当权，到度宗时权倾朝野，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权臣。贾似道颇有心计，擅长结朋，他看到陈文龙深受皇帝宠幸，便殚精竭虑  “礼遇”之。《宋史·陈文龙传》云：“丞相贾似道爱其文，雅礼重之。拜监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几年内，陈文龙从镇东军节度判官、历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直拜为监察御史，均得到贾似道的提携。然而，正直耿介的陈文龙却不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曲义徇私，在贾似道的私恩与国家民族之大义纠结时，义无反顾地站在后者。如在临安（今杭州）任职时，陈文龙多次上奏，在请减农民税负的同时，提议加固南北海塘，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以充裕国事用粮。有官吏在西湖西岸边拦湖成塘，陈文龙奏请予以制止，“还西湖一汪清水”；当得知贾似道要在葛岭南坡半闲堂增建府第时，陈文龙旋即上奏：“疆战纷纷，当集力以赴，不可奢资”。贾似道因这一计划泡汤而愤懑不已。咸淳九年  （1273年），襄阳、樊城重镇失守，陈文龙又“上疏极言其失”，痛斥贾似道用人不当，弹劾其女婿范文虎（安庆知府）等人，怒斥：“文虎失襄阳，今反擢用，是当罚而赏。”贾极为恼恨，先借故将陈文龙降级为大理寺少卿，翌年又贬知抚州（今江西临川），不久又指使李可弹劾陈文龙，将其罢免回家。

南宋末年适逢危难之秋，政局不稳，腐败盛行，一些官员打着“新法”的旗号谋取私利。

《宋史·陈文龙传》载：咸淳八年（1272年），临安（今杭州）知府洪起畏按贾似道旨意，奏请推行“类田法”。在实施过程中，“吏缘为奸，争以多买为功”，致使浙西一带“六郡之民，破家者多”，怨声载道。任御史的陈文龙“上疏以为不可”，据理力争，奏请“罢之”，并要求严惩洪起畏。此举赢得“朝绅学校相庆”，舆论称赞陈文龙“乃朝阳之鸣凤也”。

陈文龙仕途坎坷，因得罪贾似道及其党羽，被目为“另类”而屡受嘲讽和排挤，且一度贬官，但他“不可干以私”的为官之道矢志不渝，彰显出急流勇退的智慧与不愿苟且偷生的品格。如他在抚州任上治民宽恕，而对作奸犯科者则绳之以法，颇得民望；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朝廷主和派向元军奉表称臣，9月，元军向闽粤进军，福州不战而降。已解甲归田的陈文龙临危受命（朝廷依前职任命陈为闽广宣抚使），并于兴化（莆田）开设衙门。陈文龙倾其家产招募义兵组成民军，固守孤垒，四次斩杀前来劝降的元使，以城墙上竖起“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大旗激励士气。他在《复元将唆都书》中云：“国事如此，不如无生，惟当决一死守”。真可谓：视死如归，气节凛然！这乃是把“不可干以私”的为官之道推向了极致！

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拿破仑说过：“人类最高的道德是什么？那就是爱国心。”陈文龙的“孤忠亮节久已辉煌史乘”，（清代浙江人丁立中  《陈忠肃公墓录》后记）他的“孤忠”——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充分体现出深厚的爱国情感；他的“亮节”——“不可干以私”的浩然正气，更是亘贯日月，震古烁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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