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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加
我国古代的法官和今天的法官不一样，他们大都是多面手，既要管理地方政务，维持政治和经济秩序，还要能坐堂断案，明察秋毫。有人根据古代不同法官的断案特点，将他们分成四类：思想型法官、铁面型法官、矜谨型法官和精察型法官。其中，矜谨型法官比较典型。
“矜谨”一词，来自宋代郑克的《折狱龟鉴》。矜，怜悯同情；谨，慎重小心。所谓“矜”者，哀矜也，即矜恤、矜悯、矜恕，重在慈良、恻怛之心；所谓“谨”者，“慎也”，即谨慎、严谨、尽心，重在恪尽职守的职业态度。
下面笔者就选择几个历史上的矜谨型法官，看一看他们的判案技法和智慧。
梁代陆襄判案善于化解纠纷
南北朝梁代有个叫陆襄的官员，他堪称矜谨型法官的典范。陆襄，字师卿，吴郡人（今江苏镇江）。他为人忠直，年轻时就以仁孝著称。梁武帝大通七年（535年），陆襄被任命为鄱阳内史。当时恰逢鄱阳鲜于琛率众起义。史载：鲜于琛又称鲜于琮，常以神道惑众，结门徒起兵，率众万人，前来攻郡。陆襄做好了充分准备，并率全郡百姓官吏一起抵抗。鲜于琛大败，被陆襄活捉后处死。在查办处理鲜于琛同党时，邻郡的一些官员趁机索贿，不能公正执法，使好人受害；而陆襄则秉公执法，明察曲直，重在惩治首恶，赢得了百姓的赞扬。时人作歌：“鲜于抄后善恶分，人无横死赖陆君。”
不仅如此，在《梁书·陆襄传》中还记载了陆襄任鄱阳内史的另一个司法故事：鄱阳有彭、李两家，起初因为一点小事发生纠纷，事情越闹越大，后来竟然发展到互相诬告，势同水火。陆襄在问清情况后把他们叫到内室之中，不但不责备呵斥，反而和颜悦色地劝解教导他们。这两家人见这位大人苦口婆心，真心为两家着想，十分感激，也非常后悔和自责。陆襄见劝诚之功奏效，就接着说：“两位啊，冤家宜解不宜结。人生短短百年，倏忽而过，何必为这区区小事伤了和气呢。”吩咐手下摆上酒把酒欢饮，酒宴完毕后让他们同车回家，于是他们两家互相亲近，从此再无纠纷。百姓对此作歌唱道：“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仇共车。”陆襄在鄱阳六年，郡中秩序安定。郡人李现等420人到朝还拜见奉上表章，陈述陆襄的德政教化，要求在都中立碑，朝廷获准。
陆襄的矜谨之心也许源自于他的至孝思想，他将矜谨之心也用在了审理案件中。民间纠纷案件的处理，对于法官而言可轻可重，轻则着眼于化解矛盾，调和教化为主；重则出民入刑，各打五十大板，以刑罚震慑方式强行压制矛盾的升级。如果动辄以刑罚相威胁只能激化矛盾，致使当事人因小事而形成世仇。陆襄看到了这一点，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出发，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言相劝，摆酒同席，引导激化了的矛盾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终于感动了纠纷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陆襄有一颗慈悲宽和之心，平心静气地从化解纠纷的角度出发来处理案件，无形之中自然会避免一些恶性案件的发生。
宋代曹彬依法办案宽宥有度
宋代的曹彬不仅是位能征善战的大将，而且是细致入微、善辨疑案、体察民情的好法官。
曹彬（931年—999年），真定灵寿人（今属河北），字国华，北宋名将，受封济阳郡王。他以不滥杀无辜、宅心仁厚而著称。在执行法律时，能够体恤民情，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尽量宽宥。
史载：宋太宗时，皇宫里发生了一次太监内乱，打算谋害太宗另立皇帝。太宗凭着近侍太监的保护，叛乱没有闹成。当夜祸乱平息后，皇帝把保护他的太监集中起来，亲手把每人的头发剪去一绺，等明天早晨看太监中谁没有被剪去头发，谁就有闹叛乱的嫌疑，共剪去了45个人的头发。但第二天早晨一查，内宫51个太监的头上都少了一绺头发。这一下，真假不辨，忠奸难分，把宋太宗也闹得没了办法。于是他把枢密使曹彬召进宫来，让他想办法把不是自己亲手剪去头发的太监找出来。
曹彬弄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后，当天一擦黑，他把这些太监们集中起来说：“你们都说你们自己忠于万岁皇帝，这是一个良心事儿。我这个人是弄不清的，现在只有请神家公断了。今天夜里你们都得住在这个大屋子里，一宿过去，神家会在你们的头发上指明你是忠臣还是奸臣。”说完后，就把这些人赶进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大屋子里，让每个人洗洗手就把门锁起来了。心里有鬼的人听了曹彬的话，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一会儿摸摸头发，一会儿摸摸脖子，总想着能保护住头发，不让神家动一动才好，于是两手紧紧抱住头，一宿也睡不着。
第二天早饭后，曹彬把这群太监们放出来排成一队，到御花园检查。很奇怪，只见一群群的蜜蜂围绕在几个太监的头顶上，飞来飞去，钻进头发里不肯飞走。曹彬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一声令下，将这几个太监拉了出来，数了数，正好6个。这6个太监一看事已败露，觉得隐瞒不住了，赶紧跪下求饶。原来曹彬让他们进屋洗手的水是一盆蜜水，洗后手上都沾满了蜂蜜，一攥头发，就自动地把蜂蜜抹在头发上了。蜜蜂见蜜哪有不采的道理。
在司法审判中实现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协调，是所有司法官员的一致追求，相关案例在历史中屡见不鲜，曹彬为新妇缓刑一案就是典型代表。《宋史·曹彬传》记载：曹彬在任徐州知府的时候，有个小吏犯了罪，他审理之后，判决一年后再对罪犯执行杖刑，大家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曹彬解释说：“我听说这人刚娶了媳妇，如果立即对其执行杖刑，此女的公婆就必然认为这个媳妇不吉利，就会厌恶她，一天到晚打骂折磨她，让她生不如死。判刑也得考虑考虑他的家人啊，这就是我判缓刑的缘故。同时我还得依法办事，不能赦免他，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大家对他顿生敬意。
行伍出身的曹彬居然没有嗜杀成性，反而是一副慈悲心肠。讨伐李煜时，曹彬忽然称病，众将问候，曹彬说：“我的病，非药所能治；只要诸位诚心自誓，城下之日，不妄杀一人，自会好的。”于是诸将共焚香为誓。第二天城破，李煜君臣和人民都得保全。破遂州时，诸将想屠城，曹彬坚持不许。捉到的妇女，曹彬将她们关在一处，暗中保护，事后一一查访，还其亲族，无亲的备礼遣嫁。这样宅心仁厚的武将历史上也不多见。《宋史》上说他“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可见曹彬的举动并不是偶然现象。
在处理新婚夫妇的案例中，曹彬作为一名执法者，他既考虑犯人的具体情况，又能做到依法行事，既慈悲为怀，又非宽宥无度，的确是矜谨型法官中的典范。
清代袁枚案无留牍以民为本
清代大诗人袁枚，曾做过县令，处理过许多棘手的案例，他也是一个标准的矜谨型法官。
袁枚（1716年—1797年），字子才，别号随园老人，钱塘人（今浙江杭州）。乾隆进士，入翰林，曾任溧水、江浦、沭阳诸县县令，后任江宁（今江苏南京）县令。为官期间，他推行法制，不避权贵，曾痛责将军家奴，一时为人所称颂；并严禁差役，不使官民间有隔阂。终日坐堂上，任吏民白事，有小讼狱立行判遣，案无留牍，故到处有善政。
据《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载：袁枚在任沭阳县令时，县里的易振公与程木生既是邻居又是同学，二人关系十分亲密。易振公病死，他儿子为举丧，写讣文一事便拜托程木生。程木生这人较为迁腐，书读得并不好，写文章却偏爱咬文嚼字。讣文中说到易振公生前做的好事，什么佃户中有困难的赦利息，遇荒年赦免历年积欠。其实，什么词汇不好用呢，他偏偏要用这个“赦”字，须知在当时这个“赦”字是皇帝的谕旨中常用的词汇，平头百姓是不能用的。尤其在清初大兴文字狱之际，一句话说得不好就有掉脑袋的可能，这事若有人较起真来，两家人的头都不够砍。果然讣文被一个叫孙幼之的人看到了，这孙幼之与易、程两家都有解不开的过节，所以一拿到讣文，便去官厅出首，控告易、程两家图谋不轨，应该灭九族。袁枚明知这事不会有那么严重，但事关重大，他不得不认真。于是亲自去易、程两家搜查，一查果然没什么违禁之物，就是有他们写的一些诗词，也是极普通的祝寿、贺喜之类的打油诗句。于是他上书两江总督尹继善，引经据典，避重就轻，代两家开脱。一场飞来横祸，仅以打屁股一百，判徒刑三年了结。袁枚的判词如下：
孙幼之控告程木生谋逆一案，事关重大，本官不能不慎重。曾亲自去两家搜查，所有诗文，一一调案备查。其实，孙幼之控告的关键处，不过是一个“赦”字。据程木生供称，《四书》上曾有“赦小过”之说。以为“赦”字并不专为朝廷所用，因而误写入讣文中，心中实在别无他意。据考查，乾隆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上谕中，有严禁地方官捕风捉影，挟嫌报复的话。可见皇上天心仁厚，保护百姓的菩萨心肠。本案程木生除一“赦”字外，别无其他事实，所以不能因一字偶失检点，便株连众人，使好人被冤，仇家称心。而且，此风一开，人人自危，也不是朝廷奖励读书人的本意。故比照僭用违禁之例，打屁股一百，徒三年；易振公之子年幼无知，免予追究。此判。
俗话说，公门之中好修行。此事若落到一个无风三尺浪的酷吏手中，真不知要办出一件什么样的惊天巨案。可见袁枚的确是个优秀的矜谨型法官。
如果没有他们，历史上不知会有多少无辜受累的冤魂，多少严刑峻法下的痛苦呻吟。矜谨型法官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珍视人的生命的价值，认为“人命大如天”，冷静地意识到严酷刑罚的弱点，在斟酌情理法后对案件作出审慎处理，他们对法律的执行不像酷吏那样滴水不漏、铁面无私，而愿意根据具体环境、前因后果作法律之外的变通决定，靠人为的努力缓和法律的严酷后果。他们的种种做法，对今天的司法实践或许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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