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民
“不”这个字,仅从笔画和结构去看,是极为简单的。倘若放到社会层面去应用,一般来说,可能是眼下国人最难说出口的一个字。从国人的心态简要分析,一类是想说“不”,但终于不敢说;一类是认为说也白说,压根懒得说;再一类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屑于说;还有一类是凡事随声附和,脑袋空空,从来不知“不”字如何说。最后一类,曾经说过“不”,但结果不算美妙,乖巧起来,只要不涉及自身利益,绝不再说“不”。
之所以“不”字难说,是因为“不”的特殊词性决定的。这个“不”字,通身充斥着否定和疑问,若想干脆地说声“不”,在许多场合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足够的“底气”。
古往今来,国人里“谔谔之士”极其珍稀,而唯唯喏诺者甚众。面对“谔谔之士”的惨痛教训,平民百姓,哪有说“不”的勇气和胆量?“底气”不足,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有一则关于“不”的传说,意味深长,或许可给人以启迪。
话说当年屈原为楚国大夫,奉命选拔人才。他对百名通过初试的考生进行复试时,出了一道绝妙的考题。屈主考发给每名考生一百粒谷种,以秋后交谷为答卷。交谷时,九十九名考生都争着多交谷实,以至于浮夸成风。唯有一位考生只捧着三穗谷穗来交卷。
屈原问:别人都收了许多粮谷,你怎么收这么一点儿呢?是不是耕作水平太低?
那名考生正言道:不!我经仔细鉴别,百粒谷种有九十七粒是坏死的,全部在此!请尊贵的主考大人明察,我收仨谷穗,耕作水平已经不低了……
屈原怒喝道:胡说!你为何不随大溜人云亦云?
那考生道:不!我说的是事实!真话有时不中听,但我必须向主考大人讲真话。
屈原听后一阵大笑,点点头,宣布这位考生入选。那九十九位考生大惑不解,我们争先恐后地多交粮谷,居然落选了?
屈原说:我发给大家的谷种,一百粒里仅有三粒能发芽,其余被煮过。这道考题的关键,并非欲收多少粮谷,而是欲考量每名考生思考问题的价值取向,是否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是否敢于向权威说“不”!这关乎道德操守的大问题。
关于屈原的这个传说,对楚国的世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或许也是世人的共同期冀吧。
这位入选的考生令人叹服。鄙人叹服他敏锐的洞察力,更叹服他坚持正确判断的自信和大胆说“不”的勇气。可往深里一想,忽然生出些许莫名的悲哀来,百人唯有一人勇于说“不”,这百里挑一,岂不悲哉甚矣?
世上应该说“不”的事情有很多。然而,或囿于来自方方面面各种压力,或囿于个体利益得失的考虑,本该坚决说“不”的事情,却变得支支吾吾,甚至是非不分,随波逐流,结果问题愈来愈发酵起来。 “不”字滞口,仅仅责怪不说“不”的人,是片面的。说“不”者的多寡,与是否有听“不”的雅量及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
说“不”的确有风险。唐朝魏徵,不仅敢于说“不”,还善于说“不”,而听“不”者亦甚有胸襟,即便若此,也险些脑袋搬家。屈原乃正人君子,国家利益至上,一心想听真话选真才,说真话敢说“不”的考生便被看重。可是,屈子似的人物又有几何?倘若在“指鹿为马”的赵高之流面前,果真说起“不”来,那后果就甚为不妙,说不准就丢了脑壳。然而,这不正是对“谔谔之士”的大考验么?
直言无忌,说“不”盛行,益于社会,但只能于宽松民主的氛围中产生。唯利的人多,唯上的人多,唯“测评票”的人多,唯书的人多,唯实的人就会相对减少,说 “不”者自然不会太多。一个“不”字,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照一照,会看到许多令人生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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