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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彪
2月24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第一财经2月25日）
这次爆发的疫情，触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对社会综合治理机制的一次大考。尽管全社会一直都处在基本有序的应对之中，也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但也应当看到，在防止各种疫情的源头上还存在着不少的漏洞，对于禁食野生动物力度的偏弱，已经使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痛定思痛的改变是必要的，但有时也是滞后的，因为就某个已发的特定事件来说，痛定思痛往往只是局限于较窄着眼点，小范围的修修补补，解决的只是眼前的问题，而忽略的却是长远的深度布局。目前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2018年时就做过修订，但这次疫情证明，它依然存在着模糊地带，这使得在执行中无法完全把控。
而这次通过的《决定》，根本特点就在于“全面、明确、肯定”的无死角，其中不再让人去猜哪种野生动物不能吃，而是全面禁止。而这种“全面、明确、肯定”的表述杜绝了模糊地带的擦边球操作，这对执行层面来说，无疑是把握了最大主动权，而对于想吃野生动物的人来说，也有了明确的后果预判。
但这个《决定》要固定为国家意志的法律，有机填充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还面临一系列的立法程序要走。因此，从防疫层面来说，长远的深度布局通过立法的固定化，才是人们希望的根本结果，因为只有成为法律，才可消除人们对禁食野生动物的模糊认识，才可在执行层面扫清一切障碍。
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认为这个《决定》过于严苛，的确，看上去是有些严苛。但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严苛”其实只是一次性地清理补偿长期的“欠账”的结果而已，换言之，是长期以来参照坐标的过低，才使一些人产生错觉，误认为这次《决定》的标准过高。显然，很长时期以来，中国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与使用，都处于凹地的状态，而这次，不过是必需的填平凹地而已。
社会的重大危机，往往检验出法律某些方面的滞后和适应力的不足，但同时，社会的重大危机，往往也是社会下定决心调整法律某些方面的契机。因为在共同的危机中，人们的意识会因共同的困境而自动达成统一的共识，这是调整法律的前提，也是人们发自内心共同的诉求，因此，现在就是调整相关法律最好最恰当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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