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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在孩子们居家上网课的日子里，不少“相看生厌”的家长与孩子们出现了“相爱相争”的状况。譬如有的家长因偷看了孩子的日记，或在孩子房间安装监控设备，引发亲子关系的紧张；可反过来，有的孩子在游戏、直播、网购上过度挥霍时间和金钱，甚至通过合法渠道购买了如“瘟疫公司”等价值观存争议的游戏，引起家长的密切关注。
疫情防控以来，上海市检察机关纷纷推出法治“云课堂”，或由各中小学检察法治副校长主讲，或邀专家、社工主讲，围绕亲子关系、网络安全、防疫普法等最时兴、最接地气的话题，为孩子们的网课生涯保驾护航。例如日前在黄浦，区教育局青保办与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共同推出一档法治科普在线讲堂，由卢湾中学特邀法治副校长杨旭垠检察官主讲，寓教于乐地为孩子与家长们梳理了亲子关系中，监护权与隐私权的边界问题。
母亲偷看女儿日记？检察官：依法保护未成年隐私
“在我的一位朋友家，孩子妈最近就发生‘大型翻车事故’了……”在网课的开篇，杨旭垠检察官用接地气的语言叙述道，“她偷偷看了女儿的日记，不料被孩子发现了！结果一场声势浩大的‘母女大战’随之展开。孩子对母亲吼着说，这是她的隐私，即使是妈妈也无权查看！”
对于这个故事，杨旭垠认为：“同学们渐渐成长，开始学着遇到问题首先不是找父母，而是和成人一样，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计划、想法、秘密等，这就构成了隐私。这个‘隐秘世界’是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人不可随意进入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警戒线’。所以说，爸妈们长点心吧，你们也是从青春期过来的，有本事大家交换秘密呀？几个大人愿意？”
而且杨旭垠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开拆、查阅。因此，未成年人的隐私是依法受到保护的。
另外杨旭垠提及：“可能有家长要吐槽，现在没有父母偷看日记本了，直接安装摄像头多省事？在有的家长眼里，这都是‘为了孩子好’，什么隐私不隐私的不重要。”
杨旭垠认为：“再爱孩子，也要记得‘亲密有间’。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慢慢放手，给孩子自由与空间，让孩子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哪怕会走弯路，甚至受伤，那也是属于他们的独特财富。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锻炼、去成长也是一种爱。”
竟然有款叫“瘟疫公司”的游戏
在知名游戏电商平台“Steam”上，有一款上架于8年前的策略模拟游戏“瘟疫公司”（Plague Inc），经久不衰，同时又备受争议。因为与诸多让玩家扮演英雄的游戏相反，“瘟疫公司”安排玩家扮演反派，也就是病毒的“制造公司”！玩家需要想方设法突破世界各国的防控手段，让疫情尽可能“扩大”。该游戏制作方表示：“作为一款智能而复杂的独特模拟游戏，意在鼓励玩家积极思考并学习涉及严重公共卫生问题的相关知识。”
杨旭垠检察官敏锐捕捉到这一现象。他表示：“现在竟然还有个叫‘瘟疫公司’的游戏，模拟利用瘟疫消灭全人类，虽然只是个游戏，但实在是让人接受不了。目前平台方已对其进行了下架处理。”
据记者了解，目前因游戏版本号等法律问题，“Steam”中国区已暂时下架了“瘟疫公司”游戏。但与此同时，一些具备类似设定与玩法的其他游戏，仍在各平台有售。
虽然一些玩过瘟疫公司的成年玩家认为：“通过玩这款游戏，用了2个小时不到，就深刻地理解了病毒传播的各种表现形式，也了解了各种舆情和行政措施的由来，甚至游戏中的剧情与当下新闻中的很多事件都能相互印证。”但也有玩家指出，游戏目前的导向还不够正面、有些“虐心”，也容易对特别是青少年玩家产生不好的诱导效应，厂商应进一步改善游戏设定。
对此杨旭垠强调：互联网世界十分复杂，对一些可能超越孩子年龄层的游戏，家长应该及时介入。此时，孩子们就要处理好正常隐私与行为越界之间的关系，“换一个角度想想，家长们为啥不放心孩子？除了正常的隐私外，是不是同学们也有越界的时候呢？”
家长的忽视与专横，易使孩子沉迷不良嗜好
当然孩子们在家期间，电子游戏势必成为一种劳逸结合的途径。杨检察官就认为：“游戏已成为青少年日常交往时的谈资，可以帮助孩子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当家长或老师听到孩子与朋友们交流网游话题时，不要暴跳如雷去斥责，因为这是孩子们建立友谊的一些基础话题。”
杨旭垠提出了一些建议：“孩子们可以定一个自我约束合同，让爸妈见证，如果一天完成多少任务，就可以玩网游多少时间，否则自愿接受什么惩罚。”如家长每周可与孩子制定学习和工作计划，采用正向的激励机制（物质和精神奖励）。制定过程中，要多听听孩子的意见和建议，发挥孩子的主观能动性，适时引导，在计划执行中不能死板较真。“如果家长和老师们正确对待了网络游戏，那么同学们也不要辜负他们的努力。”
同时，孩子们应当平衡线上与线下的时间，如应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每天做好防护的同时，在父母陪同下跑步、打球等，“给自己限定个时间，超出时间不玩游戏。”
杨旭垠指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同学能够按时上学，不少同学周末玩一玩网络游戏，也能够自我控制上网行为，但也有个别同学沉迷网络游戏中，到了“闭门不出、白天睡觉、晚上上网打游戏、食欲不振、生活懒散、脾气暴躁”的程度，有的甚至出现焦虑、抑郁、失眠、伤人毁物等精神心理症状，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这种情况，就要家长给予必要的监管。
“我们说很多成瘾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原生家庭，包括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偷窃癖、撒谎甚至吸毒。”杨旭垠结合办案实践，指出：“民主型”教养模式下的孩子，对网络游戏的喜爱程度较低；而忽视型和专制型教养模式下的孩子，对网络游戏的喜爱程度更高，更易沉迷。这说明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度越高，越关爱孩子，孩子越没那么热衷于玩网络游戏。
把握监护权与隐私权之间的边界
无独有偶，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市检察机关通过法治副校长等渠道，全面开展“云课堂”教学活动。如黄浦区检察院的“向阳花课堂”不仅有杨旭垠这样的资深检察官主讲，还请到专业社工、心理专家，从各自专业角度切入，引导孩子和家长如何让家庭氛围从“相爱相争”变成“相亲相爱”。又如杨浦区检察院，“羊羊检察官”课堂安排社工与检察官一起给家长支招“与孩子争执时，如何调控自己的情绪”，提出如“放空大脑、背过身去，默念红灯停！”“转身离开，走到较为空旷的地方做深呼吸”“找来第三方，让你的另一半或者长辈去接管”等好办法。
在普陀区检察院，检察官们在“蒲公英未检云课堂”上，以实际办理过的案件举例，向孩子们警示玩网络游戏“盗号”，同样构成盗窃罪的血的教训，引导他们依法游戏。
在金山区检察院，检察官们同样以案例说法，警示孩子们预防新型电信诈骗手段或无意识下的高消费行为，如用家长的手机进直播间，遇到“小姐姐”让刷礼物、在朋友圈看到有微商晒出心仪物品购买链接、用家长手机玩游戏被一再要求购买装备升级打怪等。检察官提醒同学们，未成年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案例中的潮牌、游戏装备等商品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青少年的消费范围，大家在进行网络购物时要量力而行，大额的购买行为应当在家长的知悉下进行，网购要尽量选择正规的电商平台，网络游戏、直播充值要通过官方途径进行，以防被骗。同时也警示家长，要多注意孩子的上网活动，合理安排孩子的零花钱，同时也要注意对未成年人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权限进行适当限制。
在杨旭垠检察官的网课尾声，他回到法律角度总结道：“家长对孩子是有监护权的，所谓监护权，包含了监督和保护两重定义，如居所指定权、交还请求权、被监护人身份行为同意权、抚养义务、教育、监督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财产的监护权。所以说家长监督孩子的行为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它也有界限，就是不能侵犯孩子的隐私，只要这个隐私不侵害他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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