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笔下的普通劳动者

　　□刘永加

大唐首都长安，不仅有朝廷的大政施策和官员们的勤奋理政，更有许多普通劳动者在为这个世界级大都市的繁华兴盛添砖加瓦。

唐朝作为诗歌的时代，文学家和诗人们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用一支支如椽妙笔，记载了不少普通劳动者的风采。”

韩愈记载的睿智瓦匠

《圬者王承福传》是唐代大诗人、文学家韩愈为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写的一篇传记，正是通过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长安揽活的泥瓦匠的精神风貌。

在那时的社会，泥瓦匠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生活在社会底层，也许是与泥水打交道吧，被人们称为“圬者”，就是干脏活的人，可见社会地位的卑微。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离开徐州节度推官的位置回到长安，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向他从政的梦想发起再次冲刺。为了更有把握，韩愈找了个住处，把自己“宅”了起来，准备功课。正是这时韩愈遇到了王承福。韩愈通过与他的聊天，发现了他许多独特的观点，“听其言，约而尽”,因此决定为其作传。

王承福本是农民，因为安史之乱成了一名驰骋战场的士兵，经过十三年的征战，屡立战功，朝廷要给他封功授官，他却没有接受，他自认为自己能力有限，也只能“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于是在长安当了一名泥瓦匠。

韩愈了解到，王承福干了三十多年的泥瓦匠，一直没有买房子，而是寄居在别人的家里，按时交房租和生活费，有了剩余的钱，他就送给更困难的人。

对于王承福的想法和做法，韩愈很不解，王承福却告诉韩愈：“多年来，我一把抹板走过无数的富贵之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间多变，沧海桑田，当年的豪宅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了。我向他们的邻居打听，有的说，这家主人犯了死罪，已没了几年了；有的说，老主人已经去世了，他的子孙不务正业，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家产；还有的说，人死后，财产都充公了。幸福来得慢的地方，灾难也来得慢，比如清贫人家；幸福来得快的地方，灾难也来得快，比如王侯门第。我虽清贫，几十年了，我没失过眠，没得过病，没有过忧虑，而对比那些有烦恼和灾祸的人，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韩愈记载的是一个泥瓦匠的朴实想法，其中也不乏透着他的思考和智慧。但是，这个记载，从另一个侧面让人们看到了当时的长安，安得广厦千万间，离开了王承福他们是不行的，正因为有了王承福他们，人们才能安居乐业。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王承福这样的普通劳动者，造就了长安的辉煌。

柳宗元笔下的领袖木匠

韩愈的朋友，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的柳宗元在一篇名为《梓人传》的传记中，记载了一个木匠，同样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的身上也是透着劳动者的睿智。

柳宗元文章记载的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叫裴封叔，在长安光德里有一处宅子。一天，有一个木匠想要租他的房子，木匠随身携带了量尺、圆规、曲尺、墨线和墨斗等木工用具，裴封叔十分奇怪，就问他有啥技能，木匠人回答道：“我善于计算建筑材料。看房屋建筑的规模，考虑怎样用料才适合高低、深浅、方圆和长短的需要，然后我就指挥工匠们具体劳作。若是没有我，工匠们就无法建成一座房屋。”

后来，京兆尹要修建衙门，门口来了很多的建筑工人，他们大多都带着斧头和刀锯，被围在中间的正是那个木匠。之后，木匠拿着度量的工具，估量房屋的规格，挑选可用的木头，然后开始指挥大家干活。这些工人都听他的话，木匠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即使有人因为做不好而挨骂了，也没有人怨恨他。房屋建好了之后，在正梁上的题字，却是这个木匠的姓名。

对此，柳宗元感慨万千，他觉得一个可以愿意为了思考而放弃自己的手艺，成长为用脑子干活的人，便是有智慧的人。他能成为木工们的领袖就不足为怪了。这难道不值得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学习吗？

柳宗元的感慨归感慨，但是这篇文章还是给我们记载了一位善于动脑的木匠，他能够设计房屋，包括装修房屋，甚至能够调动许多工人，来建设广厦，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精明高智商的领袖木匠。

这些普通人同样为长安的建设作出了贡献，长安的发展离不开他们。

白居易诗中的百味厨师

“民以食为天”，大诗人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中载：“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香得似辅兴无。”白居易的诗中不但可以领略胡麻饼的模样与特色。而且可以看出白居易学着做了些胡饼，寄给自己的朋友杨万州，说明当时胡饼是长安的著名美食，厨师们没有相当技艺是做不出来的。

当时长安最著名的厨师叫膳祖，后来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厨之一。她是当时宰相段文昌的家厨，她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烹调技艺精湛，她对原料修治，滋味调配，火候文武，无不得心应手，具有独特本领。

膳祖烹制的名食菜谱，后来大都记载到了段文昌之子段成式编著的《酉阳杂俎》中，而得以流传后世。

正是有了膳祖这样的厨师，大大提高了当时长安的餐饮业水平，在封演《封氏闻见记》中和韦巨源《食谱·烧尾食单》中记载的烧尾宴，就是典型的代表。唐代士子登科、荣进及迁除，好友同僚前来慰贺，必须请一顿饭，款待的盛宴置酒馔、音乐，谓之烧尾宴。

宋陶谷在其《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在拜尚书左仆射后，以烧尾宴宴请唐中宗时留下的一份食单，使人们得以窥见这次盛筵的概貌，食单中的饭食、点心多达二十余种。主要有：单笼金乳酥口(蒸制酥点)、曼陀样夹饼(炉烤饼)、巨胜奴(酥蜜馓子)、贵妃红(加味红酥)、婆罗门轻高面(笼蒸面)、御黄王母饭(多味盖浇饭)、七返膏(七卷回花糕点)、金铃炙(酥油饼)、生进鸭花汤饼(鸭杂稍子面)、火馅盏口(花色点心)、玉露圆(雕酥)、水晶龙凤糕(枣馅蒸糕)、双拌方破饼(花角饼)、赐绯舍香粽子(蜜淋粽子)、甜雪(蜜饯面)、八方寒食饼(木模制饼)等。

这充分说明唐代厨师，在主食的制作上不但工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制品的花色品种增多，而且风味独特，在我国面点史上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看到，长安的厨师作为普通的劳动者，为之的付出和贡献。

王建吟咏的高超艺人

唐代诗人王建有《寻橦歌》一诗，其中写到：“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馀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欹竿滑，上下蹁跹皆著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

王建诗中记载的就是当时百艺杂技之一顶的场面。这种顶竿，又称戴竿、都卢寻橦等，是由一名艺人顶戴一根长竿，然后另一艺人或多名艺人沿竿爬上，在竿上进行各种惊险的表演，而戴竿人则要使长竿保持平衡。

在那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戴竿艺人，唐德宗时，有一个叫王大娘的戴竿艺人，三原人，能首戴十八人而行。唐敬宗时一个叫刘交的艺人，幽州人，能够戴竿高七十尺，让自己十二岁的女儿爬到竿顶，站在一个托盘里，毫无惧色。

唐敬宗时还有一个幽州女子石火胡，她的戴竿技艺更是高超。石火胡出生在幽州一个贫民家庭，为了生存，她苦学当时最为流行的戴竿，又称顶竿的杂耍技艺。这种空中技艺在盛唐已达到顶峰，并且在技巧上和表演方法上都有新发展。神童宰相刘晏曾在京城长安观看了石火胡的表演后，写诗赞道：“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

唐苏鄂《杜阳杂编》记载了石火胡一次到京城给皇帝表演的经过：唐敬宗时，“上降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有伎女石火胡，样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高竿上，张弓弦五条，命五女各居一条上。衣无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曲俯仰来去，越节如飞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床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持五彩小帜，床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乎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甚厚”。这段记载让人看了惊心动魄，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了得的技术；更让人感受到了她们在当时艺术上的开拓和创新。

人民创造了历史。正是有了这些各行各业、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奋斗和付出，才有了大唐长安的恢弘建筑、精品美食和唯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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