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2版:2020年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热议两高报告

暴力伤医案为何写入两高报告?

本文字数:2038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 张弛 摄

  对暴力伤医者“零容忍”

“看到两高报告中对于暴力伤医‘零容忍’的坚决态度,让我们医务工作者感觉很温暖。”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动情地说,“最高检报告中各类涉医犯罪的人数持续下降,说明国家对于保障医师合法权益的决心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时表示,对伤医扰医犯罪必须“零容忍”。起诉伤医、聚众扰医等涉医犯罪1637人,继2018年同比下降29%后再下降48.9%。“孙文斌暴力伤医案”同时写入最高法和最高检的两份工作报告中。两份报告还同时提到疫情期间对医务工作者权益的保护。

刘艳代表告诉记者,这次疫情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对7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出重拳予以严厉打击,不仅保护了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了医疗秩序的安全稳定,更表明了对于这类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态度和决心。她告诉记者,6月1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即将实施,其中对医务人员的权益保障作出了专门规定,这是合法权力保障的重要法律依据。此外,《执业医师法》的修改已纳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同时也列入人大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她希望能尽快启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医患权益保障机制。

在她看来,从国家层面,法治保障需要我们大家合力而为。首先,司法部门要加强立法和依法处理,包括加快修改《执业医师法》、加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宣传、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第三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等,既要严厉打击、严密防范,加大伤医闹医行为的违法成本;也要加强疏导化解,强化规范性和权威性。

同时,刘艳代表还认为,医疗行业自身也需要加强制度建设,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医疗质量管理、风险管理、投诉管理方面的制度建设。

特殊时期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今年两高报告均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放在突出位置。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各级法院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维护稳定等工作,审结各类涉疫案件2736件,促进涉疫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最高检工作报告则显示,今年2月至4月,共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3751人、起诉2521人,办理涉口罩等防护物资监管、医疗废弃物处置、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829件。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表示,最高法和最高检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作为、主动司法,“早在2月6日,‘两高两部’就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为疫情防控机制上了一道强有力的法律之锁。”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自2月11日起,最高检首次以在办的批捕起诉案件以案释法,会同公安部发布典型案例,首次以每周一批的频次,根据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特点,分专题发布10批次55个典型案例。他认为,这些典型案例给了疫情防控期间的具体司法工作提供了明确指引,震慑犯罪、提醒民众,从司法的专业角度传递出“特殊时期坚守法律底线”的司法理念,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公众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检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一号检察建议”,其内容正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密切相关。今年最高检的报告中又再次提及“一号检察建议”,明确严厉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督导“一号检察建议”落实再落实。

对此,刘艳代表认为,由于未成年人缺乏法律认知和自我保护能力,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往往隐蔽性强,发现难、报告难、干预难、追责难。要预防未成年人侵害事件发生及反复发生,最关键是“早发现”——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尽管2015年《反家庭暴力法》首次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但由于该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短板。“此前发生的黑龙江女童受虐事件再一次警示当前切实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刘艳代表说。

由于强制报告制度在执行中没有明确操作细则和程序,往往存在司法机关介入不及时的问题。如有的公安机关在接到未成年人侵害类案件举报时,往往认为事件轻微,无需介入和立案。同时,因对“侵害”没有统一判断标准,使公安机关(一线民警)对于未成年人家庭侵害的认知也存在一些误区,无法科学区分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与意外伤害,从而导致因错误的判断而贻误最佳介入时间,造成了不利后果。

为了强制报告义务具有实质性约束力,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她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中应进一步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责任追究。对“依法予以处分”这样的条文规定,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处分”责任的具体方式。同时,进一步明确规范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的操作程序。“建议公安机关在基层应设立未成人保护专职人员,并在基层广泛建立起一支反儿童侵害专业警察队伍。”刘艳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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