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中共的“一号机密”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保存着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两万多份原始文献，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近20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这批档案。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比黄金还贵重”的文献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作者  张成乐

《炎黄春秋》编辑出版

危难之际建立的中央文库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两个月后，蒋汪反共合作，宁汉合流。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包括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在内的2.6万名共产党员被杀害。中共中央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工作。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中央秘书处各科工作人员居住的“联络点”改称为“处”，位于租界戈登路1141号的文件保管处负责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与各地各级组织间的往来越发频繁，但上海的生存环境却日益严峻，中央各机关分散保存文件风险极大。1930年4月，《中共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强调，因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所有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因精简机构，中央机关科以下的“处”一律取消。此时，文件保管处已收集整理了20余箱的资料，考虑到戈登路1141号暂时比较安全，暂不搬迁。共产党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就这样建立了，后来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为应对敌人的搜查，中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中央文库工作准则。最初，中央文库的文件基本都是一包一摞尚未整理的。对此，周恩来指示：文件应分条理，分类整理。之后，周恩来请瞿秋白为中央文库的文件整理工作起草《文件处置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了中央文库收集、保存文件的范围、内容及分类整理的方法。中央文库的文件保管工作进入有序发展阶段。

用生命守护中央文库

此时，负责保管中央文库的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他因办事可靠、老成持重，在党内被称为“老太爷”，这也是周恩来挑选他成为中央文库首位守护人的重要考量。张唯一按照瞿秋白拟定的《文件处置办法》，从数量可观的中央文件中挑出最重要的，按一定的顺序重新排列，然后打包存放。对价值一般的事务性文件，则将其内容简单记到一本流水账上，以备遇到突发情况之时可以随时销毁，不致落入敌人手中。

面对白色恐怖，中央文库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一是中共中央确定一名领导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其他任何人除非在特急情形下，否则不得过问文库工作。二是严格限定文库管理人员与外界接触，防止暴露身份。三是不定期变更中央文库的地点和管理人员。中央文库究竟在哪里，除个别中央领导人和直接管理人员外，对其他高层干部来说也都是机密。

中央文库存放的是中共中央原始文件、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报往来，及早期中央领导人的手稿、照片等，在实际工作需要查找之前的中央文件时，中央文库便发挥了大作用。中央文库建立后，经常使用文件的是周恩来和瞿秋白。1931年，周恩来为了撰写纪念林育南和李求实的文章，特地去中央文库查阅资料。

1931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革命。顾顺章叛变后，为向国民党邀功，先向敌人供出了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到南京后，顾顺章即向蒋介石供出了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和领导人姓名。中央机关岌岌可危。幸好潜伏在国民党中统高层的钱壮飞知悉了这一消息，并火速通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亲自部署了一场大转移。在这场紧急大转移中，周恩来除对中共中央和领导人作出安排外，还特意提到转移隐藏在上海的中央文库。负责紧急转移中央文库的便是张唯一。张唯一在日常工作中就做好了随时转移和销毁文件的准备。他雇了两辆黄包车，与交通员先将重要文件运往自己家中。在前往法租界途中，受到外国巡警和国民党特务的数次盘问，但他都机智地化解了。前后共运了两批，中央文库转危为安。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张唯一调任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中央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由张唯一负责单线联系。

20世纪30年代，党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地点频遭敌人破坏，革命斗争环境险恶。陈为人夫妇始终保持着警觉，一旦察觉中央文库保管地有异常，马上搬家。1935年2月，因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有回来，陈为人知道一定是出事了，但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火速转移中央文库。他找到了一幢二层楼房，每月租金高达30块银元之多，但为了中央文库的安全，他仍然将楼房租了下来。

转交完文件后，陈为人回到家便昏倒了，半年后病重不起。陈为人不忍党在极端困难时期把经费浪费在自己身上，拒绝医治。1937年3月，陈为人在上海病逝，年仅38岁。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在陈为人牺牲前，中央文库的档案就已经搬到徐强和李云的家中。

1939年，徐强、李云奉命去延安。中央文库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工作，他委派刘钊临时管理中央文库。刘钊虽然年纪不大，但对敌斗争经验丰富。1938年，他曾将一份关于长江以南日军部署的重要情报传给新四军陈毅处，为新四军的抗日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援。1940年秋，刘钊调到苏中根据地工作，老地下党员缪谷稔接任中央文库负责人。缪谷稔立即和妻子把四大箱档案分散包装，雇佣黄包车运到自己家中。

1942年夏，考虑到缪谷稔的身体状况，吴成方决定让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彼时正值中国革命形势严峻的时刻，日本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设置路障暗哨，在交通要道拉上铁丝网实行封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如何频繁地搬动数量众多的重要文件而不被发现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为把文件搬运到新的地点，陈来生发动全家，靠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用“小鱼钻网眼”的方式逐步搬运，将两万余件文件顺利运到新的地方。他在阁楼上建了一个夹壁墙，将档案藏于其中。

194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延安中共中央联系上了，此时正值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多次调用在中央文库的文件。陈来生回家拆开夹壁墙，在低矮的阁楼中只能蹲着寻找，还不能开窗，没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一连找了数天，才找出所要的文件。陈来生抄写到本后，由地下交通员送到延安。1943年，潘汉年下令调有关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文件到延安，为安全起见，文件被拍成照片，装在于电池里，由特派员及时送往根据地。

在此期间，陈来生、吴成方都曾遭逮捕，均经党组织营救获释，但中央文库并未因此遭受丝毫损失。根据这一阶段的斗争经验，中央文库的保管有了新的变化。中央规定，中央文库的文件不能放在保管者身边，必须放置于另一个绝密地点，这样即使保管者发生突然情况，文件也可得到安全的保护。

珍档入藏中央档案馆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展开谈判。在马歇尔调处的过程中，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历经风雨的中央文库。为此，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自去上海筹划中央文库迁至延安一事。陈来生得到通知后，购买了两个航空皮箱，将第一批档案5000余份送到吴成方家，再交由刘少文，由刘乘坐国民党专机转到西安送到延安，交中央秘书处保存。但此后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中央禁止乘国民党飞机携带文件，转移中央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

内战愈演愈烈，上海白色恐怖加剧。国民党军警、特务不断捕杀共产党员，陈来生明白自己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他和家人说，一旦他牺牲了，解放以后，你们要找到解放军进城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当着他的面打开文库，否则不能打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向上海市委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经过几个月的打包统计，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将全部文件装上一辆胶轮车，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再由市委组织部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开的证明信中说：各种文件、资料共104包、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儿损伤。中央文库保存良好，这是无数保护人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1949年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的电报，其中写道：“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是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原文是“有功的同志”。这样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在表彰和奖励之列。

1950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再次清点、登记文件，将其装成16箱运送到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1950年3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给中央办公厅的指示中说，陈来生保存的这批文件约15000件，包括了1921年到1934年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文件、红军文件和国际文件。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党、政、军、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的原始档案，是比黄金都要珍贵的国宝。

记录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原始文献，经过数位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和保护，最终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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