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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一五”普法，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二五”普法，依法治理活动如火如荼；“三五”普法，为构筑依法治国大厦奠定基础……1985年11月，《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公布，由此，我国于1986年开始在群众中普及法律常识和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此后以5年为单位，中国的普法活动一直推进到今天，从未间断。
今年，是“七五”普法的最后一年。随着法律常识和法治宣传教育开展和普及，“七五”普法又呈现出怎样的特色？近日，闵行区宣传部、区法宣办开展“七五”普法终期检查。在疫情期间，及时为用人单位及员工普及劳权相关问题；抓住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以“法官后语”的方式抚平争议，温暖人心；通过探索新举措，破解电影市场的“破窗效应”……记者发现，随着我国普法的逐步推进，各个部门采取的普法方式也正跳脱出“模板”，逐渐刻上了自己独特的“普法”印记。
“特殊”时间里的社会“稳定器”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部分企业不得不进入“停摆”的状态。延长假期期间工资待遇应当如何发放？延长假期期间单位要求上班怎么办，上班期间工资如何结算……一系列疫情期间特有的问题，让企业与员工纷纷“头大”。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里，一方是企业要生存，一方是员工要生活，妥善合理的处置这两者的关系，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
回忆起前几个月的手足无措，位于马桥镇的一家汽车行业公司负责人滕女士如今安心了不少：通过马桥镇总工会和闵行区总工会的指导，企业与职工通过集体协商达成共识，目前已慢慢走出难关。
受疫情影响，这家与武汉有业务往来的汽车零配件生产企业的订单大幅下降，2月份发货量仅为去年同期的36.79%，3月份同样不足40%。而另一方面，房租、水电、工资等固定支出高达600万元，这无疑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滕女士告诉记者，当时，社会上不少呼吁集体协商的声音，企业与职工共渡难关，这让她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
此前，马桥镇总工会曾制作过一份疫情期间劳权问题的汇总资料，并发放给镇内的企业。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期宣传，有了协商的想法后，滕女士第一时间就联系到曾接触过的马桥镇总工会主席徐小燕。“一是希望了解协商流程，二是确保符合劳动法。幸运的是，工会的老师很热心地帮助了我们。”
“当时，企业对集体协商基本不了解，正好想起区总工会疫情期间拍摄过集体协商的系列宣传片，虽然每一集时间不长，但非常系统，把协商的方方面面介绍到了，播放后企业的反响也很好。”徐小燕回忆，当天的线下指导因为区总工会的这门“云课堂”开展十分顺利，随后几方又建立了微信群，以便后续联系。
“培训”后三天，公司开始了内部沟通，并根据实际工作地建立了两个微信群组，如实反馈了企业的困难，并把薪酬调整、轮休等想法告知职工。滕女士表示，目前，公司的业务已慢慢走上了正轨。
集体协商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记者从闵行区总工会了解到，针对协商解除的职工，区总工会正与区人社局联动，为这些职工提供符合他们情况的岗位信息。“目前我们区总工会正在开展‘集体协商百日行’活动，其中也包含一系列‘会聘闵行’护航行动。”闵行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来，区总工会借助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云招聘”岗位信息，为职工提供更精准的就业援助。
热点案件中的“法外之声”
一边是拥有数十万粉丝的网络知名“大V”陈岚，一边是本身争议不断的水滴筹平台，这两个元素的组合，足以让《“眼癌女童”家属诉网络“大V”名誉权纠纷》一案收获众多关注。2019年12月2日下午，该案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宣判，法院认定，陈岚发布的部分言论构成名誉侵权，判令陈岚在其实名认证的“作家陈岚”新浪微博中向原告杨美芹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杨美芹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律师费5000元，驳回原告王太友的全部诉讼请求和杨美芹的其他诉讼请求。
让公众知道案件的判决结果和理由，在一部分的案件中，通过一定的方式抚平争议、温暖人心，是闵行法院一直在探索的一个方向。记者了解到，在上述案件中，除判决书外还附带了一份“法官后语”。寥寥500多字的“法外之声”，却字字点中要害，充满温暖人心的力量。
文中，法官发问：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各执一词时，可否想过，王凤雅小朋友是否想看到她的亲人和愿意给予她帮助的人们在网络上、在现实世界里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法院希望双方能够回忆起共同为小凤雅焦心、忧虑的日子，带着体谅之心去理解一个家庭既要面对失去孩子的痛苦，又要面对舆论压力的艰辛；带着宽容之心去感受陌生人为了帮助孩子而释放的激烈情绪。法院认为，诚实、友善、理性、包容，应是我们从本起事件中唤醒的品质。面对网络求助与捐款这个新事物，自由如果没有界限的规制，善意如果缺少诚信的守护，那么来自网络空间的正向多元价值就会被消解，传递在人们之间的爱心就会被透支。
法院建议，接受善意，也需回赠友好，这种回赠既应当包括将善意最大程度地转化为最初的目的，也应当包括对社会公众的主动监督行为予以友善的回应。或许这样，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个人求助与爱心捐赠，才能更好地纾解生活的困境，延续乐善好施的美德，成为让更多人受益的行动。
记者了解到，“法官后语”一经发布，便有不少网友为这份“法外之声”点赞，而在该案尘埃落定后，陈岚在其公众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仔细地读了判决书，我真的得说，很专业很细致，拿捏到丝毫不差，这法秤的尺度，能在人心之间被量度到这个精细，法官非常了得。
新颖问题中的“补窗之举”
2016年3月初，电影《叶问3》上映，谁知，仅放映几天就因涉嫌票房造假受到调查。天价影票、满场的午夜场次、早晨8：30的影片场次、工作日影城最差位置均被卖出……上述事件揭开了中国电影市场乱象的冰山一角。
作为影院数量、银幕块数均位列全市第二的闵行区，记者获悉，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在加强电影内容监管的同时，将票房收入作为影院监管的重点内容，总结形成了票务系统检查、虚报票房抽查、瞒报票房核查的监管模式，对检查中发现的使用双系统、安装截留软件、虚假排片，或存在手写票、不出票、结构票等扰乱电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重点打击，致力于一点点地将电影市场已经破掉的“窗”补起来。
2019年2月，闵行区文化执法部门接线索反映，闵行区有两家影院涉嫌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等违法行为。通过抽查，闵行区文化执法部门确认，两家影院在春节档期分别瞒报了158639.12元、161542.58元的票房收入，并分别获得了13103.6元、13343.42元的违法所得。最终，闵行区文化执法部门给予两家违规影院各罚款10万元及没收违法所得3万元的行政处罚。此举对闵行区乃至全市电影市场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
“影院案件没有成熟案例可以参考，在现场勘验、平台取证、法律运用等方面都需要开拓创新。为此，执法人员通过获取影院上报国家专资平台票房、淘票票及猫眼等电商平台的票房情况，从而确认影院存在虚报瞒报销售收入的违法行为。”闵行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何计算违法所得，是办理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销售收入案件的难点所在。执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探索出固定专资平台数据、查实实际票房、核定违法所得等对案件起关键作用的三组数据的方法，形成了执法部门、管理部门、票务平台之间的合作机制，对今后闵行区乃至上海市文化综合执法部门电影市场的监管工作起到一定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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