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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源
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获得长足发展，但揭露的科技伦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例如，2018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违规对婴儿基因进行编辑，2020年1月判决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贪污案中高达1017万元的贪污款项为销售实验室淘汰动物和牛奶所得。有鉴于此，推动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成为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科技伦理只有借助刚性的法律机制加以保障，其约束力才可能贯穿科研活动的全部过程。因此，打造确保科技伦理得以遵守的科技伦理审查制度是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
科技伦理在现代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现代科技发展当中，科技伦理之所以重要，其缘由在于：一方面，科学技术既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也可能释放巨大的破坏力。例如，就人工智能而言，暂且不谈其替代人类的可能性，单是其运行系统本质上就不受人类提前预置的概念、经验法则、传统智慧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有能力做出人类根本没有考虑过的决策，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而病毒编辑、转基因等技术可能存在的风险更使人们谈虎色变。总的来说，科学技术是人类智慧驯服的巨兽，而科技伦理则是贯穿于创意提出、项目设计、研发、成果转化、应用等环节的控制这一巨兽的工具。
另一方面，科研自由是文明社会所尊崇的基本价值，它提倡人享有自由探索未知世界的权利，这也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推陈出新的动力之所在。在公民依宪法和法律享有科研自由的情况下，针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可能发生”而非“已然暴露”的风险，国家权力需要保持基本的谦抑态度，不宜随意动用强制力加以干预。此时，科技伦理就有必要从幕后走向台前，通过自律和自治的方式规范科研活动，因此是国家权力不宜过度介入的情况下平衡科研自由保障与科技风险规制的有力工具。
科技伦理审查是科技伦理刚性化的基础
经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在实验动物管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的研究等方面已制定较详尽的法律文件。在科技伦理体系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如何确保科技伦理真正起到规范科研活动的效果是当前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科技伦理强调科研人员的自律，而单纯依赖科研人员的内心操守可能难以达成规范科研活动的效果。据此，科技伦理制度有必要“长出牙齿”，对违反伦理的行为人强加负面效果——这就是科技伦理审查应扮演的角色。
科技伦理审查之于科技伦理的保障作用体现于：一方面，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能够强化科技伦理实施的行业约束。以《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为例，该办法规定，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立伦理委员会负责伦理审查。伦理委员会作为主要由同行业及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组成的机构，其审查活动本质上是科学共同体对其成员之行为的一种约束。另一方面，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能够对接法律上的制裁措施。例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规定，对违反该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有权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本质上属于法律制裁。通过科技伦理审查实现科技伦理与法律制裁的对接，方能最大限度强化科技伦理之于科研活动的约束力。
完善科技伦理审查法律制度的举措
其一，考虑在国家层面的综合性科技立法中明确科技伦理审查制度。2020年1月通过的《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将科技伦理审查的范围拓展到生命健康之外的其他领域，首创设立综合性科技伦理审查制度的先例。该条例作为综合性立法的优势在于，其法律位阶较高，因此赋予了科技伦理审查制度更高的法律效力；且作为综合性立法，可用来规范所有科研活动，而不仅限于医学、实验动物管理等有限领域。借鉴上述经验，我国可考虑在《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改当中明确科技伦理审查制度。
其二，适当扩大科技伦理所规范的科研活动范围。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人工智能、病毒编辑、转基因等领域的研发与成果转化活动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为确保科技伦理对全部高风险科研活动的约束效力，《科学技术进步法》应扩大科技伦理所规范的行为范围和行为方式，将人工智能、病毒编辑、转基因等领域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以及违反实验动物伦理规范、从事禁止研究或违反程序从事限制研究的领域和技术的行为等纳入伦理审查和科研不端惩戒的范围。
其三，形成多层次多部门衔接的伦理审查和责任追究机制。在“贺建奎基因婴儿编辑事件”中，行为人所在医疗卫生机构的伦理审查形同虚设。有鉴于此，我国还应形成多层次多部门衔接的伦理审查和责任追究机制。一是在组织体系上，应在国家和省市分行业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负责指导对应医疗卫生、科研等单位内设伦理委员会的工作。二是在工作制度上，单位内设伦理委员会的事前和事后审查需向所属省市伦理审查委员会报备，省市伦理审查委员会不同意其意见的，可作为直接责任主体启动调查；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论交由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及其行业主管部门，由所在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做出处理决定。（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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