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教育”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二审稿8日上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我们注意到，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二审稿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改进完善，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但保留有关措施纳入专门教育予以完善，并对决定机关和程序、执行场所等予以明确。

二审稿中增加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未成年人有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草案二审稿还增加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至少确定一所专门学校按照分校区、分班级等方式设置专门场所，对前款规定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教育。

这无疑回应了社会关切，也因此被部分媒体誉为“突破”。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其手段之残忍、性质之恶劣，令人震惊让人痛心。根据目前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部分低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并未受到刑事处罚，甚至被一放了之，引发社会不满与担忧。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是简单地依靠加重刑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如何约束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达到矫治和预防目的？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尽管对于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我国刑法规定了收容教养制度，但在实践中，收容教养存在缺乏专门场所、教育专门化不足、决定程序不明等突出问题，亟待完善。

我们常说，对未成年犯罪，尤其是涉严重暴力犯罪的，既不能简单“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教育矫治和犯罪预防尤为重要。

此次二审稿无疑作出了“准确”回应，对涉及严重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予以必要、严厉的惩处，对未成年人犯罪起到更有效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虽然草案规定有“突破”有进步，但是否具有足够细化，具有可操作性？如对于不同的犯罪行为，如何分类施策？在专门教育矫治中如何区分？又如，专门学校管理措施严格，又该如何进行司法化程序设计，以保障程序正当？再如，涉及犯罪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牵涉多个部门及司法机关，如何进一步强化协同管理责任……

上述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探讨和思考。此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需要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惩治、教育挽救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法治教育应当先行。

尤其是家庭和父母应更好担起监护教育责任，这在法律中应有进一步体现。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都应更加自觉地担当起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形成全社会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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