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应援打榜、刷量控评、互撕谩骂、恶意攻击……近来，关于无底线追星的负面新闻不时爆出，“饭圈”乱象一次次刷新公众的认知底线。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其中，7.3%的未成年网民经常从事粉丝应援活动，据估算，实际人数大约达到了122.5万人。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门下发通知，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提出加大对“饭圈” “黑界” “祖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的治理力度。
明星行程、身份证号已不算秘密
27岁的小文是一名有多年追星经验的资深粉丝。两年前，在一档偶像选秀节目热播后，她出于对其中一位偶像歌手的喜欢，与另外3名粉丝一起为偶像运营“站子”。
所谓“站子”，就是跟踪偶像行程发布照片的社交媒体账号，国内普遍为微博账号。“流量明星必须要维持流量，如果到了机场没有人跟拍、在社交网络没有话题度，人气就会下降，作为粉丝是看不下去的。”小文说。
为了得到偶像的行程照片，运营“站子”普遍依靠“代拍”。“代拍”即替不能去现场的粉丝赶赴现场代为拍摄照片或视频，并收取一定费用。据小文介绍，“代拍”早已成为产业，拍摄者通常是时间比较空闲的大学生，“一般会有人专门售卖明星行程，不少明星的身份证号已不算秘密，花点钱就可以查到。”
记者在一个“代拍”微信群内看到，“代拍”会注明自己的设备型号，通常为单反相机和长焦镜头，并注明照片的回传方式。为了躲避监管，通常报以艺人名字拼音缩写，以“敲机子”代指“查行程”，查一次行程最低费用只需5元；照片收费则依据艺人人气而定，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据了解，获知艺人行程的渠道通常是官方粉丝后援会，而其航班号、个人身份信息最有可能在机票销售、机场值机等环节遭到泄露。
部分粉丝及代拍在机场、酒店等地对艺人进行围追堵截、跟踪拍摄，不仅影响到艺人正常工作和生活，还对公共秩序形成了干扰。此前，仅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有记录的粉丝警情就有27起，粉丝规模都在50人以上。对此，中国民用航空局于2018年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强粉丝接送机、跟机现象管理的通知》，提到要对“粉丝跟机”“粉丝接送机致航班延误”等影响正常工作及治安秩序的行为加强管理。
“饭圈黑话”“祖安用语”涉嫌侵权
微博拥有1300多名粉丝的佳佳发现，因为年初在某偶像事件中说了几句与粉丝意见相左的话，自己的微博账号多次遭人举报，她本人遭到恶语相向，出现在粉丝的“反黑名单”里。
据了解，在当前的粉丝后援会体系中，有专门的“反黑小组”。据佳佳观察，“反黑”不仅在明星作品播出时恶语相向“拉踩”对家，平时还会有“职业黑粉”在广场上搜索偶像明星的名字、名字代称及缩写等，一旦发现他们认定的负面评价，就容易“被挂”。
去年年底，北京互联网法院调研发现，在2019年1月至11月期间，以青少年为涉嫌侵权主体（被告）的网络侵害名誉案件共计125件，占全部网络侵害名誉权纠纷的11.63%，此类侵权行为集中出现于从事演艺工作的公众人物名誉权（涉明星名誉权）案件中。作为被告的青少年大部分为在校大学生，年龄在30岁及以下的占比70%。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多起案件中，被告实施侮辱特定艺人的行为，往往由粉丝之间的持续骂战引起。除了少数案件直接使用大众均可理解的谩骂侮辱性词汇外，其余侵权行为均使用了“饭圈黑话”，用绰号代指特定艺人。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只要侮辱性的称呼能够形成与特定艺人的对应关系，即可视为对该艺人的侮辱，构成侵权。
代理过艺人维权案的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晓磊分析说，近两年，很多明星名誉权案被告主体变成了粉丝。“有一些不理性的粉丝会通过抹黑对方来提升自己喜欢的偶像，侮辱诽谤的表现形式非常严重，如造黄谣骂脏话、诅咒对方、P遗照等等。”朱晓磊表示，大量的案件在起诉之后，发现侵害方以20岁不到的年轻女孩为主，“当我看到她们的时候，简直无法相信那些话是从这样一个小姑娘嘴里说出来的。”
除了“饭圈黑话”，青少年中流行的“祖安”“黑界”等网络用语同样具有暴力特征。记者了解到，“黑界”多见于QQ群，用各种形式将人群划分阶层，从入门开始就学习如何用语言来打架骂人，比拼时速、词汇、人气等。“祖安”原本是某网络游戏中的一个游戏地区，该区玩家以爱说脏话著称。后来，“祖安”逐渐演变成讲脏话骂人的代名词，近年来，一种人称“祖安文化”的亚文化在很多游戏社区、视频网站走红。
资本让粉丝误以为自己是偶像创始人
小文告诉记者，运营“站子”基本为个人出资。开站两年来，4名运营人员的应援总支出达30万元。
一位从事演艺经纪的业内人士表示，不少偶像经纪团队会专门成立“粉丝运营”部门。团队会提前告知后援会艺人的活动安排等，并联合后援会组织应援。应援行为包括购买偶像的专辑、代言产品、周边产品等应援物品，可涉及大量集资。
“资本给了粉丝错觉，让粉丝认为自己是偶像的创始人。”这名业内人士坦言，“实际上偶像只是粉丝经济的产品，粉丝则被当成赚钱的‘韭菜’。”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我国粉丝群体趋于低龄化，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价值取向并未完全形成。“饭圈”文化如果走向“宗教式追星、洗脑式崇拜”，极易发展出攻击性很强的群体对立、互撕谩骂、人肉搜索等行为，是网络暴力和诈骗犯罪的温床。
目前，为响应国家网信办关于开展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包括微博在内的多个平台已对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开展整治。
朱巍建议，平台不能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应当注重社会责任，对刷量控评等行为可以采取数据治理的手段进行干预。“不能用资本去控制舆论，应杜绝用技术手段刷流量、数据造假。给作品打分、评论是一种权利，要珍惜自己发言的权利，不能滥用。”
移动互联网时代，粉丝文化挑战治理方式
近期，半月谈杂志社对全国2万多名12岁至18岁中学生开展“青少年追星调查”。调查问卷显示，粉丝群体中18.9%的人声称自己曾遭遇网络暴力，但同时，他们中又有48.7%的人同意“对‘为非作歹’的粉丝，教训他们一下是必要的”。
“一些学生已经把党同伐异的饭圈逻辑从网上带到了网下，日常生活中以敌我思维对待人和事。长此以往，他们会拒绝复杂思考，难以保持批判性思考和学习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说。
“如果你支持的明星做错了事，你会怎么看待？”前述调查问卷显示，在粉丝群体中，选择“小错原谅、大错不原谅”者占48.2%；选择“人孰能无过，大错小错都会原谅”的占36.5%。此外，13.1%的粉丝坚信自己的偶像不会犯错，而选择“不原谅”的仅为2%。
“有老师发现，一些长期追星的学生会为偶像的一切不合理言行作辩解，而这类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也表现出规则意识不强，对不良习性接受度更高等特点。”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观说，如果任由文化糟粕传播，将对更多正在形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陈宏观认为，“追星”是青少年难以放弃的文化娱乐诉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追星”的形式也必然不断创新。堵不如疏，学校要做的，是在对教职工带头追星一票否决的基础上，给学生正确价值观引导，帮助青少年认识到精神需要成长，对偶像言行要学会辨析，追星行为不可越界等。
粉丝经济大行其道，也缘于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吴畅畅建议，无论是对大学生还是中小学生，教育都急需传递大义大于私利、共赢大于竞争的理念，以此帮助他们树立责任意识、家国胸怀，防范饭圈文化中二元对立思维、个人中心论等不良影响。
法律规制同样重要且紧迫。记者了解到，饭圈内部基本都有“应援部门”“反黑部门”“宣传部门”等，尚无较强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极易受到各部门“负责人”话术和态度的影响。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表示，必须不断完善网络信息传播和互动规则，有关部门要以明星经纪公司为监管重点，对经纪公司、粉丝群体危害网络和社会公共安全，冲击主流价值观的违法行径要依法及时处置。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雄表示，从社会心理层面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粉丝文化，与传统家庭结构解体、人际关系疏离、网络“群体性孤独”中渴望陪伴的心理需求相伴生，是对当下互联网治理、文化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提出的共同挑战，必须不断研究新问题、新趋势，深入研究当代青少年，才能找到最优的答案。
（综合整理自 《工人日报》《半月谈》）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放大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