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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霆盛律师事务所 贾霆
中国人的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牵涉到户口，而户口簿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凭证，因为户口簿由公安机关制作和发放，其中记录的信息往往也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然而，正是由于户籍记录的错误，使得一个未满14周岁的小孩差点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户口簿上的记录虽然只有寥寥数项，可是真要想“纠错”，却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
上门告状 惹来一场纠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家住徐庄的徐军舰听村里小孩说，王铁林家的大儿子王水生偷了他在河里渔网中的鱼，而且据说还拿了不少，说是水生那家伙端了个大塑料盆，装了几乎有半盆子鱼。
徐军舰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心想，怪不得这几天总感觉逮到的鱼不多，原来是被这个小家伙给偷去了。难道我徐军舰是个省油灯吗？脑子一热，徐军舰便怒气冲冲地赶到王铁林家中兴师问罪。
当时王铁林和大儿子王水生都不在家，只有王铁林的妻子丁桂兰一个人在院子里洗衣服。听徐军舰怒气冲冲地说明来意后，丁桂兰很惊讶地表示不知道这事。她表示，徐军舰不相信的话可以随便找一下，她家就三间堂屋和一间厨房，找找看有没有鱼不就知道了？
徐军舰“哼”了一声说道：“鱼是昨天偷的，早进狗肚子里去了！”
丁桂兰一听这话，说“你怎么骂人呐？别说我们孩子没有偷你的鱼，就算真的偷了几条，你几十岁的人了，还跟他一个十几岁孩子一般见识么？没见过你这样的！”
徐军舰说：“我这号的怎么了？你家孩子偷东西还有理了？”
丁桂兰不干了：“你说谁偷东西了？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孩子偷了你的鱼？你无故败坏我家孩子的名声，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
少年护母 抡起铁棍砸人
两个人火气越来越大，吵架的声音也一个高过一个。气急之下，两个开始互相推搡，最后竟然拳脚相向。
丁桂兰长得又瘦又小，又是个女子，哪是壮实的徐军舰的对手，没几下便被徐军舰撩倒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王家的二儿子王水才恰好从学校放学回到了家里。一进大门，正看到妈妈被一个男人殴打，水才顺手从院子里拿了一根铁棍，朝着徐军舰的后脑勺就是“咣当”一下。
徐军舰当时就被打懵了，趴在地上半天没有醒过来。这下王家母子俩慌了，赶紧到外边把王铁林找了回来。王铁林不敢耽搁，赶忙发动停在院子里的拖拉机，拉上徐军舰送到了县医院。
经医院连续的抢救，徐军舰终于在三天后苏醒了。他越想越气，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法医鉴定 已经构成重伤
公安机关介入后，首先委托法医对受害人徐军舰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头颅骨折、构成重伤。公安局遂以故意伤害罪将王水才刑事拘留，十几天后，县检察院批准了对王水才的逮捕申请。
一个正上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突然成了看守所里的重犯，父母顿时慌了手脚。“孩子这么小，在里面怎么能受得了啊？再说，孩子是为了救母亲才把对方打伤的，听说在法律上叫‘正当防卫’，不应该负法律责任啊。”王铁林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了我们律师事务所，想请个律师为儿子主持公道。
我们认真听取了王铁林对这个案子的讲述，听到他说王水才还在读初中二年级，我们就问他孩子的年龄是多大？王铁林想了一下说：14岁了。
在刑事案件中，14岁是个敏感的年龄。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未满14周岁的人，无论犯下多大的罪行都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
就本案来讲，王铁林告诉我们的 “14岁”，显然是民间通行的“虚岁”。而在法律上，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是以“周岁”为准的，因此，王水才的实际年龄是否满14周岁，就成了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出生年月 成为案件关键
于是，我们抓住年龄这个环节，根据他的出生年月，案发时才13岁半，还不到14周岁。
如果王铁林所说属实，其儿子王水才年龄未满14周岁，那么公安机关对其立案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就是错误的，检察院对其批捕则是错上加错。
为此，我们要求王铁林提供能证明其儿子年龄的证据，最好是公安机关核发的《居民户口簿》。
听完我们对于年龄和刑事责任之间关系的详细解释，王铁林脸上的愁云马上消失了。办完委托手续，他急忙告辞回家去找相关的证据。
可是，第二天王铁林再次来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时，我发现他又恢复了一脸愁容。接过他带来的《居民户口簿》查看，我才知道了缘由。打开户口簿的第五页，我们看到了公安机关的记载：王水才，与户主王铁林的关系是“次子”，但记载的出生日期比王铁林所说的出生年月早了两年半，案发时他已经年满14周岁了。
为什么王铁林说的户口簿的记载不一致呢？是不是王铁林为了减轻儿子的罪责而向我们说了假话？
对此我们一再追问，王铁林急了，说：我愿意负法律责任，如果你们经过调查证明我说了假话，就是把我枪毙了我也不喊冤！
发现疑点
兄弟年龄“颠倒”
王铁林的情绪很激动，一点不像说谎的样子。而且，前一天他告诉我们王水才的出生年月时，并不知道这和刑事责任有什么关系，是经过我们后来的一番对法律规定的介绍，他才知道年龄在本案中竟如此关键。
于是，我们又把注意力转回到手里的这本户口簿上。再仔细查看，我赫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本户口簿上登记王铁林的长子王水生的出生年月，竟然比次子王水才还晚9个月！显然，派出所登记两个人的出生日期肯定出了差错。
找出矛盾显然还不够，我们必须进一步查出王水才的真实出生年月。
首先，我们找到王水才就读的中学，学校调出了王水才的学籍档案。我们又走访了王水才的班主任老师和同村的同学，他们都一致表示，王水才确实不满14周岁，有个学生还特别提到他跟王水才家住在隔壁，两人年龄正好差一个月，两人从小在一块儿玩，又一同入学，对王水才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按我们的要求，这几个证人都书写了证言并签字确认。
四处走访 获得关键证言
除了查访学校和同学，我们还到村里找到与王水才母亲丁桂兰同年生孩子的两个妇女，经她们回忆，王水才出生的时间的确和户口簿记载的不符。
这些证人的说法都是旁证，作为直接证据的户口簿记载显然有误，那么最原始的直接证据应当是王水才的出生证明或者医院记录。
可惜，在20世纪80年代，当地农村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都不好，大多数产妇都不是在医院里分娩，而是找村里的接生婆接生，孩子的出生证明是根本不可能有的。
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找到当年为王水才接生的接生婆刘婶。
刘婶告诉我们，她这半辈子不知道接生过多少孩子，不可能记得每个孩子的出生时间。
正当我们为此垂头丧气的时候，她接着说，王铁林家的二儿子出生的情况，她仍旧有印象，因为那天是农历的冬至，接生完之后，王家还留她吃了午饭，而且吃的是饺子。通过查询万年历，她的回忆和王铁林对儿子真实生日的说法是相符的。
村委作证 生日记载有误
最后，我们又来到村委会了解情况。村干部回忆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普查员工作做得不细，并没有入户调查，而是直接由村委会代为登记的，村里很多人反映出生时间登记错了，派出所登记户籍依据的正是当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为此，村委会给我们出具了“户口第一次登记是由村代为登记，现出现本村村民王铁林之次子比长子年龄大的错误，请求公安机关予以更正”的证明。
拿到了这些证据，我们认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派出所的户籍登记确实是错误的，王水才在案发时的实际年龄尚不满14周岁。
我们拿着这些证据先后找到了县公安局刑警队的承办警官、刑警大队长和县公安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向他们提交了我们的代理意见。
因我们提供的证据锁链环环相扣，他们均没有提出异议，但给我们的答复却是需要认真研究、向领导汇报。再加上受害人徐军舰当时还在住院治疗，伤情较重，公安机关迟迟没有作出处理意见。而且，公安机关不肯释放王水才，对我们递交的取保候审申请也不置可否。
检方介入 公安撤销案件
我们对公安机关的拖延战术很是不满，而王水才的家人更是心急如焚，一直催我们想想办法。
这时，我们想到了人民检察院这一法律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我们把案件材料和相关证据交到了检察院的监所科，要求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督促县公安局撤销这个刑事案件并无罪释放犯罪嫌疑人王水才。
收到我们的材料后，检察院的监所科非常重视，不仅对这个案件立即予以受理，而且监所科的负责人还答应我们，会尽快向检察长汇报此事，一旦领导批准后他会及时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在检察机关的干预下，一个星期后，我们终于正式接到了县公安局送来的《撤销案件通知书》，王水才因未达到法定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被无罪释放。
至此，一个曾经被公安机关定性为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经过我们艰苦而细致的努力，终于为当事人争取到了人身自由，使他免受了三年以上的牢狱之灾。后来听王铁林说，经历了这场风波后，王水才变得成熟多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不少。（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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