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次大练兵

　　作者：李欣  王凯捷

《炎黄春秋》编辑出版

20世纪60年代，美国入侵越南南方后，又策划发动对越南北方的侵略行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逐步进入正规化日程，大量新式武器开始装备部队，建军指导思想转为“以我为主”，军事训练由“以战教战”转入“以训教战”的阶段。为提高备战打仗能力，全军开展群众性大练兵活动，并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比武，以此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加快了国防和军队建设。

郭兴福教学法

永载军史的全军大练兵，是与郭兴福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郭兴福，1930年出生在山东邹平一个贫苦家庭，14岁时被抓壮丁到国民党部队当勤务兵。在1948年9月济南战役中起义，先后参加淮海、渡江、漳厦金等战役。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进入陆军第十四步兵学校学习4年，毕业后分配到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教导营任排长，后又调到第一○○团二连任副连长。平时训练中，郭兴福结合打仗积累的经验，逐渐摸索出一套边讲边示范、细化步骤等练兵方法。

1961年春，南京军区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为了落实军委的训练要求，改革训练方法。

在军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郭兴福很快就总结出单兵、小组和班“围绕打仗、把兵练活”的一套新战术训练方法。这套教学法有六字诀：勇、猛、狠、快、准、活，其突出特点是把练技术、战术同做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把兵训“精”、训“活”的问题。

10月2日，《军训通讯》出了一期增刊，介绍郭兴福教学法，并刊登题为《既严又活》的评论员文章。这期《军训通讯》扩大发行到连，把郭兴福教学法推向全军。此外，编辑部还用《军训简报》反映郭兴福教学法，并直呈中央军委。

南京军区领导高度重视，发动广大官兵群策群力，集智攻关，进一步提高和完善郭兴福教学法。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组织基层教练员集训观摩郭兴福教学法时，要求大家“既当学生，又当老师”“不要光讲好的，看到缺点也要及时讲”。郭兴福教学法成形后，通过吸纳和集中南京军区其他部门在军事训练中的优点，不断发展和提高。

1962年2月，军区分管训练的副司令员王必成看到《军训通讯》关于郭兴福教学法的报道后，立即让郭兴福到南京做汇报表演，并亲自带领军区训练部门负责同志审查验收。他对郭兴福教学法很满意，连声赞扬：“教得好！教得活！你们把思想教活了，动作也教活了，向你们学习！”

3月，南京军区发出指示，号召全区部队迅速掀起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在训练中培养自己的“郭兴福”。郭兴福教学训练小组在军区所属单位先后进行了150多次巡回表演，有力推动了军区的军事训练。

在全军推广

1962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发出“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群众性练兵运动普遍展开后，从1963年开始，经总参谋部安排，郭兴福教学小组到广州、武汉、沈阳等军区部队进行汇报表演，获得一致好评，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12月24日，时任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叶剑英专程赶到镇江，实地观看郭兴福教学法战术作业表演。旷野上，郭兴福开始表演单兵进攻战术训练课目。部队给叶剑英搭了帐篷观看，可叶剑英不顾刺骨寒风跑出帐篷紧跟在郭兴福身旁。三个多小时的表演，叶剑英一直跟着郭兴福，听着他一言一语，盯着他一招一式。

三天后，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写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专题报告，指出：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比较集中而全面贯彻了军委提出的训练方针、原则，彻底地抛弃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是我军教学方法的重大改革”。看到叶剑英的建议报告后，毛泽东作出三条指示：第一，在“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一句下画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第二，看到“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时，又写下批示“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第三，“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

1964年1月底，总参谋部在江苏镇江召开有各大军区、军事院校领导干部共2000余人参加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会。

这次现场会共有16个表演项目，其中郭兴福的“单兵进攻”是重头戏。对这个课目，各军区组织教学班，先观摩，后复习，再请郭兴福的示范班辅导，把郭兴福教学法扎扎实实学到手。总参谋部还特别规定，各军区参观见学的干部，凡年龄在40岁以下者，都要亲自摸爬滚打做动作，轮流当教练员。

会前，毛泽东专门交代罗瑞卿，起草会议通知时要明确要求各大军区、军兵种、院校的一把手到会。

至1964年上半年，一个广泛深入的“比学赶帮超”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在全军部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64年4月，共培养出郭兴福式分队7105个，郭兴福式基层干部和班长1万余人，单项（战术或技术等课目）接近或达到四会（会讲、会做、会教技战术和会做思想工作）水平的基层干部，约占总数的10%。

大比武运动

在1964年1月召开的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议上，中央军委就提出，要响应中共中央在各行各业普遍开展“比、学、赶、帮”群众运动的号召，开展大练兵、大比武。

4月中旬，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以推动郭兴福教学法的普及和推广工作，总结交流经验，发现典型，树立标兵，提高训练质量。

全军上下积极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比武热潮。从5月上旬开始，各军区陆续组织大比武。昆明、内蒙古、沈阳、武汉、福州、济南、成都、南京、北京、广州、兰州、新疆军区陆续组织军区比武大会。各军区所属的步兵、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侦察兵和后勤部门分别组成分队，按专业技术要求举行多个项目的比武。贺龙、叶剑英、罗瑞卿、张宗逊等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分别多次观看并指导了有关军区的比武大会。

5月20日，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和罗瑞卿等领导人观看了北京军区工程兵某师工兵一连夜间分队的技术战术表演。周恩来给予高度肯定：兵就是应当这样练，政治上强，再加上过硬的技术，军队练成这个样子，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我们不得。

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十三陵检阅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在观看完射击表演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端起神枪手宋世哲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仔细察看，又举枪眯着眼做出瞄准动作。

毛泽东对受阅部队的汇报表演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在充分肯定比武练兵作用的同时，指示要把“尖子”经验迅速普及推广到全军，注意练近战、夜战和200米内的硬功夫。除练好陆地上的本领外，还要学习游泳。练武也要练文，注意学文化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肯定大练兵运动，尤其是毛泽东的亲自检阅，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大比武的热浪伴随着7、8、9三个月的炎热酷暑升温，全军性比武运动此起彼伏，从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到普通士兵都在炎热的比武场上留下了身影。

9月30日，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全军比武大会的情况报告》，总结了18个比武区比武的成绩和经验，指出：“通过比武，检阅了成绩，树立了标兵，交流了经验，为今后普及推广工作树立了样板。”至12月，全军大比武基本结束。

据统计，1964年6至8月间，参加比武和表演的部队、民兵13700余人，参观比武的干部87000余人。比武多数为班以上课目，按昼间课目和夜间课目进行，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获奖单位1212个，获奖个人2257人，其中集体一等“尖子” 289个，个人一等“尖子”545名。

通过大比武，全军有40%左右的基层干部达到“四会”要求，部队训练成绩大幅度提高。1964年全军步兵武器训练获得优等成绩的师比1963年增加4倍，投弹距离平均达40米以上的师比1963年增加6倍，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的数量成倍增长。在组织大比武运动的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推广普及“尖子”经验的指示，全军部队重点开展抓“尖子”、抓普及、抓基础、抓应用的活动，推动了部队整体素质的提高，部队实战能力有了显著增强。

这场大比武活动过去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联军总指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参观了北京军区某部的射击表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感慨地说：“在这里，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大比武运动的开展，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掀起空前的练兵热潮，使军事训练真正摆到了部队中心工作的位置。大比武运动中形成一套以实战需要为出发点，比较完善的训练内容体系，摸索总结出一套正规科学的练兵方法，促进了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正规化。这场群众性的练兵活动，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军政素质，影响到社会各个行业的岗位训练，促进了全民国防观的增强。

1964年11月15日，大比武的训练成果第一次得到了检验。当日，1架美国BQM-147G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入雷州半岛上空。空军第一师中队长徐开通奉命驾驶歼-6型战斗机起飞拦截，在距敌机230米时对准目标开炮，敌机中弹坠海。这是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然而，仅仅过了半个月，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突出政治”。轰轰烈烈的大比武运动被迫匆匆中断。但是，大比武在推进人民解放军建设方面的巨大作用不会被历史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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