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后心源性猝死 如何理性维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董宪民

罹患“烟雾病”的王先生于2020年9月18日在上海某医院进行手术，术后恢复情况良好。谁料3天后，王先生病情突然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  “心源性猝死”。

患方对死因有异议，医方告知可以通过尸检以确定死因，患方同意后又反悔。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指派调解员赴现场疏导，患方表示将理性维权。

后经调解员耐心劝说，经过多轮协商，医院一次性补偿患者家属人民币250000元，纠纷得到化解。

手术顺利病情好转莫名猝死引发纠纷

2019年年中，王先生莫名其妙地出现口舌麻木、右侧肢体无力的症状，经当地医院头颅MRI检查示“左侧脑梗塞”，经药物治疗好转后，行脑血管造影示“烟雾病”。2019年10月，王先生在某医院进行“左侧开颅搭桥手术”，术后恢复良好，主刀医生嘱咐，1年后再进行“右侧开颅搭桥手术”。2020年9月，王先生按医嘱找到主刀医生，因某医院没有床位，主刀医生推荐王先生至上海某医院手术，仍由他主刀。2020年9月10日，医院以“烟雾病”为诊断将王先生收治入院。

王先生入院后，医院一方面完善各项检查，一方面等待主刀医生安排手术。2020年9月18日，主刀医生在医院为王先生进行手术，手术顺利，术后转入N ICU监护，恢复情况良好，医生也准备9月21日巡房结束后将其转入普通病房医治。

但9月21日凌晨约0：50，王先生突然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血氧饱和度下降，12分钟后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到场，经对症治疗，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会诊，多轮循环2个余小时抢救后，王先生呼吸、心跳、心音、大动脉搏动消失，经家属同意后放弃抢救，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

亲戚认定医院有错调解员耐心释理

王先生的妻子罗女士及其他亲戚对医院给出的死因诊断不予认同。医院一方面根据国务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告知其可对王先生进行尸检；另一方面在与死者亲属的接触中，了解到王先生的母亲两年半前亡于心脏猝死。

医院告诉罗女士，尸检一方面可以确定王先生死因，另一方面还可以确定该死因是否具有遗传性。若有，再通过DNA检测，确定传男还是传女，可尽早采取干预措施，防止类似悲剧发生。罗女士听医院分析得有道理，思考再三，终于在尸检申请表上签名。

然而，在老家的王先生的父亲王老伯，不忍心儿子再遭受更多的痛苦，坚决不同意尸检。

患方有亲戚指责医院病人死了才通知家属，要求医院承担全部责任。医院急忙报警，区治安支队和属地派出所迅速出警处置，同时将警情通报给医调委。医调委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指派调解员赶到医院开展现场疏导工作。

调解员首先安抚患方的情绪，对患方遭遇表示同情，但是一味的吵闹不利于事情的解决。调解员向患方家属介绍了纠纷的解决途径，医患双方可以通过自愿协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合法解决。

调解员还分析了人民调解常有两种调解方式的利弊：一是清楚调解法，即通过尸检、专家咨询等程序，厘清医方责任，按程度责任处理。弊是耗时太长；二是模糊调解法，即不厘清医方责任，双方谈妥即可。

患方表示要回去商量一下，并表示将理性维权，再不会做出格的事，也为以后成功调解纠纷打下了基础。

双方互谅互让纠纷成功化解

此后，王先生的父亲王老伯终于来到上海，医患双方申请调解。调解员在医院召开调解会，会上，患方坚持解决纠纷，不进行尸检，但不肯提出具体数额，反而要医方体现诚意，给出赔偿数额。医方则坚持人道主义补偿3-5万元，翁媳二人不能接受。

医调委开展背对背调解，劝说医方代理人，考虑到患者术后2日凌晨猝死，根据上述有限的资料信息，不能完全排除与手术的关联，也不能完全排除术后监护上的问题。据此，调解员劝说翁媳二人，根据患者死亡前的表现“语言欠清，部分能按吩咐动作，心率、呼吸加剧，血压、血氧饱和度下降”，更像一个急性缺氧导致神经功能下降的表现，在没有尸检的情况下，“心源性猝死”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死亡诊断。

经调解员做工作，王罗翁媳终于提出索赔30万元的诉求，在调解员苦口婆心的劝说下，经过多轮协商，医院作出大幅让步，双方终于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纠纷得到化解。

【案例点评】

本案例为冲突比较激烈的医疗纠纷，最终得以化解的关键是疏堵结合。

一方面，给患方分析法律后果，提醒患方一意孤行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引导患方做出理性选择，为接下来的矛盾化解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在双方就赔偿数额差距过大的情况下，调解员采取调解导向控制，通过分析无理漫天要价不利于调解，耗时长、精力消耗大、耗费成本高等信息，使当事人意识到，调解失败可能因小失大，从而权衡利弊做出取舍，最终提出合理的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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