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地下长城”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仅敢打强敌，而且善打强敌。在战场上，科学用兵，发扬军事民主，解决了以劣势装备如何战胜优势装备的对手的战略战术问题。其中之一，即为坑道战。

当第15军秦基伟军长向志愿军司令部打电话，报告上甘岭爆发激战的消息时，邓华感到这是与美军较量的好机会，激动地在电话中喊道：“我们等着他进攻等了4个多月了！送上门了，好啊！”邓华还激动地讲道：“我们半年多来的坑道建设能否发挥作用，这次是个很好的检验。”

坑道，是来自志愿军普通战士在战场上的创新，是从防炮洞、隐蔽部逐渐发展起来的。刚开始，是在战斗中通过在交通壕内两侧挖些小洞，来防美军的炮击。有的挖成一个小直洞，有的挖小马蹄形，有2个进出口，半个班一个洞。有的用炸药将岩石炸开，可以作为加厚被复层，并增加抗力。

坑道工事在志愿军防御阵地上出现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立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年10月志司发出指示，要求进行推广。随即，这年冬季志愿军掀起了正面第一线部队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本文作者  刘波

《同舟共进》编辑出版

多种类型的坑道

到1952年3月，志愿军各师、团阵地已初步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与交通沟、堑壕相结合的防御体系，这对消减美军的空中轰炸和地面炮击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坑道能很好地帮助志愿军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坑道这时也不再只是最初的单兵“猫耳洞”，而是演变为蛇形，尔后是Y字形、T字形，再则是X字形、工字形、鸡爪形、斜王形等类型。

阵地战时期，志愿军在西起汉江口、东至高城，长达250余公里的战线上，构筑了大小坑道总长1250公里，战壕和交通壕总长6250公里，横贯朝鲜半岛，有深厚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的钢铁防线。坑道体系的构筑，是发扬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的结果。我阵地战初期，我军只筑有简单的防炮洞的野战工事，在作战中，指战员们将防炮洞挖深、挖通，创造了坑道的雏形。坑道在战火中经过不断完备，领导集中群众的智慧，加以改进推广，从而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的防御体系。

志愿军依托这些工事，不断地挫败拥有空、炮优势敌军的进攻，并对敌人发动了无数次进攻，夺取了许多阵地。

1952年6月，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上甘岭战役爆发时，彭德怀正在国内，邓华负责对上甘岭之战进行战略部署。他虽是政工干部出身的指挥员，但其指挥艺术的一大特点是工于科学运筹。他在研究中外战史上的工事作用后，认为构筑坑道工事意义重大，当敌炮火急袭时，我待蔽于坑道内，敌炮火延伸时，我便进入野战工事来打击敌人。这样，志愿军平均每天减少了41.6%的伤亡。这就相对地减少了敌人飞机大炮的作用，又能发挥我近战的长处。在6月的兵团干部会议上，要求各部队“对工事的要求，既要能抗住敌人八英寸以上重炮的轰击，同时还必须注意能发扬火力，便于出击。坑道厚度要30公尺，高I.7公尺，宽1.2公尺”。

到8月底，志愿军进一步完成了正面战线第一梯队各军的坑道工事外，东西海岸也重点构筑了坑道工事。正面战线第一梯队6个军即构筑坑道近200公里，堑壕、交通壕650公里，各种火器掩体1万多个。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整个战线，形成了具有20-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形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神奇的坑道

1951年4月至5月间，志愿军司令部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进一步研究改善坑道，统一规格标准，要求坑道内部达到“七防”，即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成为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

坑道在阵地战后期，臻至完善，担负作战室、宿舍、会议室，还有图书馆、影剧院等娱乐、教育功能。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说：“我军坑道不仅是屯兵坑道，而且是战斗坑道，是两种坑道的结合。我军不仅能依托它取得战术性反击胜利，而且能依托它防御敌人大规模攻击。每一个阵地都与敌人反复争夺，每一个阵地都成为消耗敌人的‘肉磨子’。”

志愿军1952年3月底以后，以营连规模不断主动出击，开展一系列挤占敌阵地、狙击敌军的行动。各部队选派优秀射手和炮手组成狙击组或枪炮联合狙击组，以步枪或轻、重机枪杀伤“联合国军”阵地前沿暴露人员，以直接瞄准火炮、火箭筒、无坐力炮摧毁其土木质工事和固定坦克发射点，以野炮、榴弹炮射击其浅近纵深的小群目标。在开展狙击活动中，狙击手根据敌人活动规律，灵活选择射击位置，并事先构筑工事，进行严密伪装，有效地发挥了火力。5-8月，即毙伤“联合国军”1.3万余人。冷枪冷炮活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上甘岭537.7高地，被称为“狙击兵岭”，正因为坚守高地的志愿军组织狙击手用步枪大量杀伤了美军和韩国部队。

上甘岭战役

1952年秋季，志愿军迎来了一场“万炮齐轰”的大硬仗——上甘岭战役。这时防守上甘岭的第15军第45师，早已按照志司的部署挖成了坚固的坑道防御工事，严阵以待。

从14日到20日，“联合国军”白天占领地面阵地，志愿军则在夜晚依托坑道反击歼敌，恢复地面阵地，有时一天之中地面阵地数次易手。上甘岭成了一片火海。10月20日晚，邓华下令第15军：前沿部队全部退入坑道，准备依托坑道，协同前沿火力反击和兵力反击，里应外合地夹击敌人，杀伤敌人于阵地上，最后恢复地面阵地。第15军按照这一指示，转入坑道战。

11月25日，战役结束。在这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3个多师6万余人、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志愿军不畏强敌，打退敌营以上冲击25次，营以下冲击653次，牢牢守住了阵地。共击落击伤飞机274架，毙伤敌2.5万人，击毁击伤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

战后，秦基伟军长在长达5个小时的战役总结中，讲一串令人惊讶的数字：“同志们，请你到上甘岭战地去，弯下腰抓起一把土，在手掌中摊平：你可以从中拣出300片炮弹的钢铁碎屑。579.9和537.7高地的两个山头都被炮火削低了两米。3.7平方公里土地的表面都是1米深的飘浮的灰土，踩上去松土没及膝盖。被我们消灭的敌人尸体在整个阵地上放倒平摞起来可有1米高！我们的胜利可是来之不易啊！”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的胜利靠的是智慧与勇气的结合。此战，志愿军战术、装备、后勤保障都得到很大的改进，最重要的是坑道战成为志愿军制约美军的“杀手锏”。

未遂的侧后登陆

为防止美军进行第二次“仁川登陆”式的侧后登陆，志愿军司令部确定：以西海岸为筑城第一重点方向，以东海岸为第二重点方向，在工事构筑上，主要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和必要的反坦克水泥工事，构成反登陆、反坦克、反空降的纵深防御体系。

西海岸于1953年1月初，东海岸于2月初，先后开始动工筑城。经过数月艰苦努力，至1953年4月底，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共挖掘坑道8090条，总长720余公里，等于开凿了中国境内从天水到成都，或朝鲜境内从永兴到釜山的一条石质隧道；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形成了绵亘1130公里、纵深20-30公里的以坑道和永备工事为骨干的完整防御体系，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都形成了“铜墙铁壁”，海岸防御和正面战线一样，都有了坚固可靠的阵地依托。

到1952年8月底，志愿军除进一步建成了正面战线第一梯队各军的坑道工事外，在东西海岸也重点构筑了坑道工事。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对志愿军构筑的坚固防御体系感到头痛。他在回忆录中说：“沿海滩的防御体系和前线的防御体系一样，纵深的距离甚长，并且它的效力大部分依靠地下设施。但是除开地下工事外，还有一道道的明壕从滩头向后分布，因此，任何从海上攻击的部队，一旦他们在岸上获得立足点，即被迫着去攻击一道又一道的战壕。他们沿着水际张着有刺铁丝网，雷区到处都是。大部分稻田地区被水淹没，使它们变成战车的大陷阱，使我们的装备在泥淖中进退两难。”

邓华说：“在对峙过程中，我们依托坑道阵地，大力加强了小部队活动，积极袭击、伏击敌人，广泛地展开了狙击运动，不断地杀伤消耗敌人。结合上述这些办法，对敌人的打击是很沉重的，敌人非常恼火。艾森豪威尔虽然想在我东西海岸登陆，但因我们有了强大的力量，尤其是有了和正面一样坚固的坑道阵地，加上敌人兵力不足的弱点，迫使敌人不能不放弃其军事冒险的企图而回到谈判的桌子上来。”

坚不可摧的阵地战

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志愿军已经拥有以坑道为骨干和支撑点、20至30公里大纵深的阵地防御体系，构筑战斗坑道1250公里。战壕和交通壕共长6240公里，比万里长城还长150余公里，比朝鲜海岸线（鸭绿江口至图们江口）还长751公里。志愿军构筑工事、挖掘坑道的土石方，如果筑成一米见方的土墙，可以环绕地球一圈半。上甘岭战役志愿军之所以能够顶住美韩军雷霆万钧的攻击，守住阵地，坑道体系的确功不可没。

在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时，邓华感慨地总结：“工事构筑坑道是工事的骨干，也是我们防御作战中的主要依托。虽然敌人155以上榴炮增加了，而且已使用过千磅的炸弹，但亦无奈我何。正如有的战士所说：要气死敌人的原子弹。”

志愿军在上甘岭同美军的较量奠定了朝鲜战争的走向。有如此坚不可摧的工事，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曾说：“用这种方法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这是美国不得不在1953年7月27日签字朝鲜停战协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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