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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加
宋代有一个耀眼的文学显现，就是诞生了唯美旖旎的宋词，几乎当时的诗人个个都会填词，因而留下了一大批精品佳作。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宋词》统计，该书共收录两宋词人1330余家﹐词作约20000首，可见宋词浩若烟海。由于宋词题材广泛，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不乏反映诉讼和司法活动的作品，展示了不少法治故事。
苏轼、马光祖以词判案
在海量的宋词作品中，直接用作判词，宣判案件的词作不是很多，其中苏轼和马光祖的词作判案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作为宋代大诗人大词人的苏轼，他一生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词作品，很多作品与他的从政息息相关。尤其是作为主政一方的官员，在司法实践中，苏轼也把自己的诗词作品用到了判案上。苏轼曾用七绝写了王探花判，用诗歌作判词，也是体现了苏轼的真性情和秉公执法的决心。在《坚瓠集》中，记载了苏轼用词作判案的故事。据记载，当时苏轼在杭州为官，他为杭州留下的实绩，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岂不知，苏轼还曾在杭州用词判过一起案子，而被载入史册。说灵隐寺僧人了然，一直苦恋着风尘女子李秀奴，并在自己的臂上刺字：“但愿生从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可见他们的相恋也是很艰难的。后来，了然耗尽所有资产一无所有了，李秀奴就离他而去。了然人财两空，一怒之下，把李秀奴杀害了。案子报到了苏轼那里，苏轼弄清了原委，做出了判决。不过苏轼一反常态，填词踏莎行代判词：“‘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即押市曹处斩。”
马光祖是南宋的诗人，他也是政坛上的明星，为官清正廉洁，求真务实，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他在担任京口知县的时候，也曾用词作判决了一起婚姻纠纷案。
据《三朝野史》记载，京口县有一个书生翻墙进入所爱少女的房间，被女方家发现押至官府。马光祖问过案由之后，看到书生文质彬彬，不像恶人，就想成全他们。便出题《逾墙搂处子诗》对书生进行面试，那书生秉笔疾书:“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马光祖读罢，被书生的文笔和真情打动，当场大加赞赏，不但不责罚书生的非礼之举，反填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判二人成婚:“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冰人是马公。”判罢，令女方父母将女子嫁给书生，且厚赠嫁资，一时被传为佳话。这个减字木兰花的判词，新颖别致，令人拍案叫绝，因此被收入《全宋词》，元杂剧还改编为《马光祖勘风尘》的剧目演出，更是流传甚广。而马光祖的词判更是创造性地成就了这桩婚姻。
熊则轩、戴复古填词劝息讼
一方面宋代词人官员能够以词来判案，反映了他们的法制修养；另一方面，宋代官员们又渴望息讼少讼，哪怕是官衙闲赋也不愿百姓陷入诉讼纠纷，反映了他们的士大夫情怀。宋代诗人熊则轩在《满庭芳·波有颓澜》一词中，就称赞了他的朋友郭县尹，在汾阳为政一方，助民少讼的故事：“波有颓澜，渴无冷镬，谁言制邑为难。汾阳善政，史在笑谈间。三载刑清讼简，官事辨、俗阜民安。帘垂画，焚香宴坐，犹得半清闲。西风，催入觐，声驰当道，名达朝端。任锦溪溪上，卧辙攀辕。从此燕辕北去，好官样、留与人看。扁舟稳，图书外，惟有月俱还。”社会安宁，百姓和乐无讼被誉为为官者的清德，自然也就是赞誉朋友的最好事由。在词人看来，留与人看“好官样”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为官刑清讼简。少讼、无讼被认为是好官的重要标志，也就成为为官者追求的理想目标。
而在宋朝那个农耕时代，田地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立身之本，所以当时关于田产的诉讼争夺比较普遍，在所记载的案件中田产诉讼占比很高，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也用填词的形式来反映当时的情况，并有不少优秀的劝诫之作，这些作品目的也是劝人少讼或者不讼。南宋布衣词人戴复古的《贺新郎·兄弟争涂田而讼，歌此词主和议》一词曾劝诫了一对兄弟息讼，重归于好：“蜗角争多少。是英雄、割据乾坤，到头休了。一片泥涂荒草地。尽是鱼龙故道。新堤上、风涛难保。沧海桑田何时变，怕桑田、未变人先老。休为此，生烦恼。
“讼庭不许频频到。这官坊、翻来覆去，有何分晓。无诤人中为第一，长讼元非吉兆。但有恨、平章不早。尊酒唤回和气在，看从来、兄弟依然好。把前事，付一笑。”
词人用语直白、调侃诙谐。尤其是下阙指出：翻来覆去往官坊跑，于纠纷的真正解决有何助益呢？无争才是人生的第一要义，诉讼本身就不是什么好兆头啊！经过这样一翻苦心规劝，浊酒一杯万事皆休，争议双方自然是重归于好，一场纷争也就这样被化解了。
正像上面这个案例一样，兄弟争田产，在宋代确是不乏其人，《明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记载的就很多。其中在地方主政的吴恕斋所断兄弟争业一案就很典型：
这个案件说的是，潘琮和潘柽兄弟的房屋田产，此前潘琮将其出租给了他人，不料被其弟潘柽立契断卖，不仅如此，潘柽还在契约后面添上同姓潘祖应的名字，而且墨迹浓淡不同，所添字迹，又在税契朱墨之上。所以潘琮不认可这个卖契，不能作为凭据，并认为弟弟盗卖自家田产。经过县衙断案，他们不服又上诉到府衙，仍然不服，先后牵扯四年。后来吴恕斋到任知县后，重新审理了这个案件，对买卖双方的契约进行了比对，两家契约字迹相同，并对其田产进行了调查，得知潘琮、潘柽确是亲兄弟，潘琮出租田产是与其弟未分家之前，而潘柽断卖是与其兄既分家之后，因此此田系分在潘柽名下，所以潘柽属于自行书契断卖，即非盗卖潘琮之产。为此，吴县令作出判决，潘琮不得再妄行取赎。“如再不服，解府科断。小人为气所使，惟早于剖决，则阋墙之祸，何时而已。定限十日结绝，申。”虽然这起诉讼案件了结了，但是谁又能感知到他们四年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的付出，又如何去折算出代价呢？所以戴复古的劝诫就耐人寻味了。
吴淑姬、严蕊写词自辩
在宋朝那个几乎全民皆词人的时代，词作中还有一类就是由被诉讼人所作的自辨词。正像前面所说的司法官员在判案中运用宋词作判词那样，既新颖，又具感染力，从而使冰冷的律条具有了温度。
在宋代词人中有两位女性，她们是南宋的严蕊和吴淑姬。她都以文才名留青史，但同时她们身陷囹圄，遭受审讯，都是凭一首好词而重获自由，被世人传为佳话。
严蕊，字幼芳，南宋中期女词人。出身低微，自小习乐礼诗书，后沦为台州营妓。周密《齐东野语》对严蕊有记载，称她“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问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然而，自古才女多薄命。南宋淳熙九年(1182)，台州知府唐仲友为严蕊、王惠等4人落籍，回黄岩与母居住。同年，浙东常平使朱熹巡行台州，因唐仲友与朱熹政见不同，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并株连严蕊以风化之罪，将其抓捕，施以鞭笞，逼其招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从，并说；“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后来朱熹调走，岳飞的后人岳霖任提点刑狱负责此案。严蕊抓住机会填词《卜算子》向岳霖表明心声：“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实际当时大多数营妓本是良家女子，因父兄破产或家被抄，受生活所迫而为妓，严蕊即本“不是爱风尘。”岳霖也被其深情的陈述所打动，就将其释放了。
吴淑姬，南宋著名女词人，湖州人。大约生活在孝宗淳熙年间。与李清照、朱淑真、张玉娘并称“宋代四大女词人”，著有词集《阳春白雪词》五卷。据洪迈《夷坚志》记载，她是湖州秀才之女，聪慧而能诗词。家贫貌美，为富民之子所霸占。却被人诬为有“奸情”逮捕审判，已定罪判刑。衙中僚吏观审后，置酒席，命她脱枷侍饮，“谕之曰：‘知汝能长短句，宜以一章自咏，当宛转白待制(知州王十朋)为汝解脱，不然危矣。’女即请题。时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长相思令》。捉笔立成。”吴淑姬的词是这样写的：“烟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催！”在场的各位官吏非常赞赏她的词作，第二天，果然汇报到王知州那里，说她很冤，终于将她释放。而这首词也就流传开来。
严蕊也好，吴淑姬也罢，毕竟在那个诗词流行的时代，偶遇赏识者能够给她们展示才华和自辩的机会，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在案情基本清楚的情况下，司法官员自然就免去她们的罪责，得以释放，的确万幸。
综上所言，宋词在司法功能上的表现，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珍贵的。这些当时身为司法官员的诗人和一些诉讼当事人的词作，是在正史中见不到的活生生的审案、诉讼和司法史料，其因此而演绎的法治故事，值得今人借鉴学习，并发扬光大，进而彰显法治的刚性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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