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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一方面，公司穷得揭不开锅，拖欠百余名员工3个月工资；另一方面，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还通过董事会确认了其高薪，并以此为由提起劳动仲裁和诉讼。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驳回高管的原判，支持了原审关于该名高管诉讼理由缺乏合理性的裁判理由。
某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自2017年初起资金链紧张，至2017年6月已拖欠100余名员工3个月工资，并对外负有债务约8000万元，此后亦持续无法正常经营。周某于2017年6月接任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后于2018年3月5日辞去总经理职务。
周某持有一份显示其与E公司于2017年6月6日签订的期限为当日至2020年6月5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周某担任总经理，每月工资3万元。周某自述，2017年6月2日董事会任命其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8年6月20日，某公司由周某作为主持人召开董事会，周某提出，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以及核心小组成员期间，工资按合同标准为月薪5万元，需要补发18万元，其间每周上班达100小时，需要支付加班工资60万元，但考虑到公司困难，只要补发50万元。董事会决议记录“其他与会人员没有异议”。周某随后与某公司人事签署月薪5万元的补充合同。
基于上述董事会决议及劳动合同，周某提起仲裁、诉讼，要求某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加班工资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某公司处于非正常经营状态且有巨额债务未清偿，而劳动报酬属于优先受偿范围。为防止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通过诉讼方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应严格审查双方当事人诉讼行为及背后的动机。某公司在经营困难并存在巨额债务未清偿的情况下，仍确认支付周某高额工资、加班工资，缺乏合理性。因此一审法院对周某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经上海一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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