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在上海的革命岁月

　　党的发展少不了有决心、有毅力，历经千辛万苦、克服艰难险阻的革命战士，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模范女战士。她于1927年初次到达上海，1932年离开，先后有5段在上海的革命历程，她在上海做了大量的工人和妇女工作，为党组织初期的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

本文作者  田林林   《上海滩》编辑出版

伪装成女佣潜伏上海

赵一曼，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父亲给她取名为李淑端，上学时先生又给她取名为坤泰，字淑宁。后来她参加革命活动时叫李一超，有时也叫李淑宁，到东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时，化名为赵一曼。

北伐革命后，为了补充中共中央军政干部，中共在武汉建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面向全国各地进行招生。1927年1月，恽代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奉命到这所学校工作，担任校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政治总教官。

恽代英把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许多革命青年招入学校，使这所学校变成“革命的大本营”。1927年1月，赵一曼离开宜宾，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成为现代中国第一批女兵。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勾结各路反动势力进攻武汉，紧接着驻长沙的军阀许克祥又叛变革命。同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也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武汉当地局势十分紧张，因此革命队伍不得不离开武汉前往江西。赵一曼此前被编入宣传队，一直参与反抗战斗。她虽然身形瘦小、体弱多病，但革命的意志却很坚定，一直跟随革命的队伍四处转移。在前往江西的路上，赵一曼病倒了，不能跟随队伍继续前行，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开部队，转入地下工作。

1927年7月末，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赵一曼化装成逃难的农妇，乘船到了上海。为掩护身份，赵一曼暂避在一个四川老乡家中当女佣，面对敌人的搜捕，她不得不天天搬家。党组织思虑再三，决定派赵一曼去苏联“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赵一曼提着一只小藤箱，在吴淞口登上了苏联货轮，于茫茫的夜色中离开了上海。

两次回上海汇报工作

在这艘轮船上，赵一曼结识了湖南共产党员陈达邦，后经党的批准，两人结婚。1928年11月，国内革命急需女性干部以方便活动，党中央决定让部分苏联留学的女学生回国，赵一曼也在名单之中。当时赵一曼正处于怀孕期，她不顾身体虚弱，也不顾回国路途遥远艰辛，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让她提前回国的安排。回国前夜，陈达邦嘱咐她回到上海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到“长沙湘记”会馆，那里有老乡和同志可以接应。“长沙湘记”位于上海法租界境内，当时许多革命志士将联络站和中转地设于上海租界内，以便信息交流。

赵一曼先坐火车再乘船，几经周折才到达上海，住到四马路东新桥长沙湘记会馆。在会馆休整一段时间之后，1929年初，赵一曼被派到湖北宜昌去建立地下交通站，为进出四川转运文件和护送干部做工作。

在宜昌的生活并不十分顺利，经济上的拮据和怀孕期的身体不适都为这项秘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但赵一曼并没有因此放弃革命工作。在房东遇到困难时，赵一曼拿出临别时丈夫赠与自己的金戒指救助了房东一家，却因此引起轩然大波。金戒指的出现使得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个衣着朴素、形容枯槁的年轻外地女人。赵一曼意识到危险临近，便立刻怀抱着尚未满月的儿子离开宜昌，返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

丢光最后几件衣服

1929至1931年的两年间，赵一曼一直在党中央机关（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9月临时政治局迁往上海，领导全国党的工作。中央机关设置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

爱多亚路以南是法租界，以北是公共租界。中央机关设在租界，便于利用租界当局和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矛盾掩护自己。为了隐藏身份，赵一曼有时扮作小学教员，有时化装成富商太太，有时又化装成工厂女工。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赵一曼通过革命同志余泽鸿的关系，得知自己的同乡好友郑琇石、郑奂如姐妹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郑家两姐妹住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阳路）附近，当时是团中央机关的所在地。这让赵一曼十分高兴，她常常在不忙的时候到郑家姐妹家中打个照面，说笑几句。

当时，赵一曼每月只从党组织处领几块钱的生活津贴维持基本需求，坚持在妇女群众中宣传革命。她曾结识过一些思想活跃的女工，但这些女工却逃脱不了在运动中被开除、被殴打的命运。赵一曼看着女工们因为参加运动而丢掉了饭碗，生活日渐窘迫的模样，心急如焚。但频繁地出现在街头也大大增加了她暴露身份的危险，每次发起运动后，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赵一曼只好带着孩子不停地更换住处，甚至连最后的几件衣服也丢光了。

母子别离

1929年秋，赵一曼接受党组织命令，与王宏一同去江西南昌省委机关工作，建立了“假家庭”。当时，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部分组织第三次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赵一曼急忙返回上海，希望尽快将南昌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情况向党中央汇报，并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1930年1月29日，赵一曼到长沙湘记会馆订了房间，给好友郑琇石打了电话，拜托她送一些保暖衣物来。郑家姐妹接到赵一曼来电后，知道赵一曼一定是到了没有一件衣服可穿的境地。两姐妹连夜为赵一曼和赵一曼的儿子宁儿制作合身的衣物，第二天一大早就赶紧送去会馆。

赵一曼在郑家姐妹的帮助下结束了逃难生活，又想办法向中央汇报了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的情况，请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惩治叛徒，恢复组织。安定下来后，赵一曼想起这一路的逃亡生活，因条件十分艰苦，常常吃不上饭，再加上本身体质不好，没有奶水给宁儿吃，宁儿像母亲一样瘦得皮包骨。赵一曼决心不能让儿子跟着自己再受苦，便想把宁儿送到陈达邦的堂哥陈岳云家抚养。

1930年4月，赵一曼找到在上海江苏省委机关工作的陈达邦的堂妹陈琮英，陈琮英当时住在闸北菜市场旁边。她从陈琮英处得到了陈岳云的地址，知道其在汉口开了印刷厂，便简单收拾了东西准备去汉口。

去汉口之前，赵一曼和儿子去照相馆拍了最后一张合照，给远在他国的陈达邦寄去，并附上一封信，写道：“达邦！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很好，不必挂念，望你珍重”。这封信和照片陈达邦一直珍藏着，后来他去法国时放在共产国际档案局保存，共产国际解散后信和照片都找不到了，为此他感到终生遗憾。

赵一曼刚抵达汉口，敌人就派密探追踪而来，她只得忍痛把刚满周岁的儿子留在陈岳云家，许诺给他做养子，便又匆匆回到上海。陈岳云给宁儿按照陈氏家族排辈为“贤”字辈，取名为陈掖贤。陈掖贤直到十二岁时，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

掩护“苏准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独立武装斗争。到1929年秋，已经有15块红色根据地绽放在中华大地上，客观形势的发展促使中共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政治局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再讨论正式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发表宣言，决定先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决定组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简称为“苏准会”。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分为两个阶段，先召开预备会议，预备会议结束后再召开正式会议。1930年5月5日，在黄河路21号（今鸿祥大厦）举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5月20日举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正式会议，出席代表49人，由于参会人数多，会议在克白路上（现凤阳路）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后面的一栋楼房里召开。房子的主人是李一氓，赵一曼和有相似留学背景的赵毅敏分别扮作李一氓的妹妹和弟弟。李一氓的“家里人”在楼下打麻将，把留声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以掩护楼上近50余人的大会，与会代表有滕代远、何长工、向忠发、李立三等人，会上挂了党旗，唱了《国际歌》，李立三还作了政治报告。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星期，会议结束后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开得十分顺利，会上通过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暂行土地法令》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内容。会议议定1930年11月7日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决定组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简称为“苏准会”。在该会正式成立前组织一个临时常务委员会，行使“苏准会”职权，李求实任党团书记，林育南任秘书长，工作人员有张文秋、彭砚耕、李平心、胡毓秀等。

“苏准会”的秘密会址就在爱文义路卡德路转角（今北京西路690-696号）。临时常委会设在愚园路庆云里15号，是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此处机关是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经常活动的秘密地点之一，也是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和各项法令的地点。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常到这里指导工作，经常来的中央领导人还有瞿秋白，任弼时、邓颖超也来过两三次。

1930年9月12日，“苏准会”邀请了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革命互济会等45个单位参与，举行中央准备委员大会，宣告“苏准会”正式成立，赵一曼也参与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令、土地法令、经济政策以及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

1932年4月，赵一曼接到组织要她离开上海的命令。临行前，她与郑氏姐妹告别：工作要有变动，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但是去什么地方、去多久都不便说明。上海街头昏暗的路灯拉长了三位女性的身影，三个知心的革命伙伴享受着许久未曾得到的平静。在黎明到来前，赵一曼与两位好友说了最后一声再见，也与奋斗了数年的城市说了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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