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工人日报》报道,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560万人。数量庞大的务工者难免会遭遇欠薪、工伤等问题。在他们维权的过程中,提供免费服务的法援律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这一群体在为务工者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面临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经常被威胁投诉等困境。
作用越来越大
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欠薪、工伤等问题。很多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也没钱请律师打官司,常常维权无力。为此,一些农民工只得与律师签订协议,通过风险代理的方式打官司,打赢官司后再支付律师费,如果输了官司就不用花钱。
“这个时候,农民工法援律师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免费帮农民工打官司,而且他们长期关注欠薪、工伤等问题,这一块业务比较熟悉,能更好地帮农民工维权。”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说。
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农民工法援案件48万余件,为53万余人次提供了法援服务。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对记者表示,目前,农民工法援律师在促进社会稳定、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农民工可能为了几千元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还有一些群体性案件,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有了法援律师之后,这些问题就有可能避免。”佟丽华说。
“农民工法律援助之路并不好走,可以说,每个法援案子都要耗费大量精力去搜集资料,整合证据,特别是有些案子还是群体性的维权案件,就更复杂。”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霍薇对记者表示,“不过,每当看到受援者拿到赔偿款后露出的笑容,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付出的艰辛都值得。”
面临多重困境
做法律援助服务,经费和人员最重要。但由于办案补贴少,一些专职法援律师的待遇比商业律所律师的待遇低很多。为此,每年都有专职法援律师选择离职去商业律所工作。
一位去年从某法律援助机构离职的北京律师王明(化名)对记者表示: “法援律师办案补贴很低,为了多赚钱,只能自己辛苦些,多接案子,一年要做上百个案件。办的案子多了,工作强度和压力肯定就大了。现在来商业律所之后,接的案子不多,但由于案值比较大,所以收入比之前高不少。”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律师也经常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他对记者表示,在他办理的一些农民工欠薪案件中,很多农民工存在手中证据不足或无证据的情况。
“因此,律师前期调查工作量巨大,需要多方努力寻找证据,有的案件甚至要跑好几趟工地,找好几个公司,打好几场官司,才能最终帮农民工讨回血汗钱。”赵良善说。
除了压力大、强度大、收入低之外,一些农民工法援律师还经常被威胁、被投诉。
“因为帮助农民工维权,被包工头威胁、辱骂甚至恶意投诉举报的事情都很常见。”王明说,更寒心的是,他还遇到过被自己帮助的农民工投诉的情况。
后顾之忧待解
佟丽华表示,我国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建立更多的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加快推进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这些机构可以通过开通热线、安排人员值班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及时获得专业帮助。”佟丽华说,就像医院一样,可以给农民工提供“急诊”和“专科”服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佟丽华认为,应逐步提高法援律师的待遇,加强对法援律师权益的保护,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只有让法援律师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承认、更好的保障,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这个领域。”佟丽华说,为此,目前他也允许单位的农民工法援律师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接商业案子,但前提是要事先跟他汇报,并坚持一个底线——不代表单位去起诉农民工。
事实上,近年来,政府部门也在努力为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全面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力度,逐步提高案件的办案补贴标准。同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覆盖面正在扩大,门槛正在降低。
今年9月,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表示,目前,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司法部大力推进实体、网络和热线三大平台建设,老百姓只需要通过电话、网络或者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与群众的“无缝衔接”。(杨召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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