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好的社会政策追求标本兼治

背景介绍

综合现有的研究资料与媒体报道，可以把“买妻”现象描摹为：生活在一些相对贫困地区的相对贫困“光棍”群体，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难以获得尊严婚姻，为了传宗接代与生理需求，他们实施了“买妻”犯罪；现行刑法对买妻者（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买妻”犯罪暗数高，被查处的概率小；在一些农村地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重男轻女观念在一些农村地区盛行。下文分析便是建立在这些文献基础之上，限于篇幅，文中不再引用相关数据。

犯罪是一种社会病，  “买妻”犯罪是其表现之一。大凡治病，必先探其因，进而对症下药。找不到病因，就去不了根。正如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所言：  “很难想象，理论基础不牢固，犯罪原因没有搞清楚，在刑事司法和社会控制上能提出有效的对策来。”犯罪学是研究犯罪原因与对策的科学，从犯罪学角度思考“买妻”现象意义重大。

最著名的犯罪原因论有二：一是个人原因论；二是社会原因论。前者认为犯罪是个人的理性选择；后者认为犯罪是社会环境因素所致。建立在个人原因论基础上的预防“买妻”对策为威慑；建立在社会原因论基础上的预防“买妻”对策为改革。威慑对策强调刑罚对个人的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实施“买妻”行为；改革对策重视社会政策变革，消除“买妻”犯罪社会根源，使个人没有实施“买妻”行为的想法。

威慑对策主张刑罚严厉与刑罚必定；改革对策则主张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防范犯罪对策。

不存在尽善尽美的防治“买妻”犯罪对策。无论是建立在个人原因论基础上的威慑对策，还是建立在社会原因论基础上的改革对策，都有利有弊。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从权利保障、成本投入、短效与长效等视角权衡犯罪政策的利与弊，进而选择最佳方案。

建立在个人原因论基础上的威慑对策有治标意义，但亦存隐忧与短效；建立在社会原因论基础上的改革对策有治本意义，但难以一蹴而就。对于“买妻”犯罪，需标本兼治。

最便捷对策：通过刑罚严厉性降低犯罪暗数

英国刑法学家边沁倡导犯罪个人原因论。其主张：  “刑罚的确定性越小，其严厉性就应该越大”，因为在他看来，刑罚越不确定，逃避惩罚的希望便越大，因而应该通过加重刑罚来“平衡受惩罚的机会”，以实现刑罚的威慑效果。

相关研究表明：当前“买妻”犯罪暗数高，刑罚确定性小。犯罪暗数，是指已经发生，但未被官方查处的犯罪数量。我国刑法规定的买妻者最高刑罚为3年有期徒刑，严厉性明显不足。

依据边沁的观点，提高刑罚的严厉性，诸如买妻者与卖者同罚，甚至动用死刑，都不失为预防“买妻”犯罪的对策选择。据此，学界有人提出通过修改刑法严惩买妻者之观点有其合理性。

但过分强调刑罚的严厉性会带来诸方面隐忧：一是助长刑罚万能思想。刑罚并不是简单的治理“买妻”犯罪万灵药，它对犯罪的威慑作用是有限的。二是徒增刑罚的非人道性，不利于现代刑法理念的张扬。三是过分地强调对“买妻”犯罪的严惩，还会给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带来错觉，即认为立法过错（刑罚不严厉）是造成“买妻”现象的罪魁祸首，而忽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

通过刑法修改，增加买妻者刑罚严厉性是一种最便捷，但不是最佳的犯罪对策。说其便捷，是因为只需修改刑法即可，投入成本低，且能够回应公众关切；说其不是最佳对策，是因为其存在着诸如助长刑罚万能、徒增刑罚非人道性及忽视犯罪背后的社会因素等隐忧。

最有效对策：刑罚必定性能最强有力约束犯罪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也是犯罪个人原因论的倡导者，但在如何实现刑罚威慑效果的途径上，其与边沁观点有异。贝卡利亚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厉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强调刑罚的必定性而非严厉性之观点在学界备受推崇。通常，一个人选择是否犯罪时，往往会衡量可能获得的利益和实际被处罚的概率，当利益足够大且实际被处罚的概率足够小的时候，再严厉的刑罚对其而言都很难有威慑力。衍生到“买妻”犯罪治理，如果“买妻”犯罪暗数高，被查处概率小，即便有买妻者被查之后遭受刑罚很严厉（即便动用死刑），潜在买妻者也不会感受到威慑，他们依然会实施“买妻”犯罪。

依贝卡利亚的观点，提高“买妻”犯罪的处罚概率，减少犯罪暗数，是预防“买妻”犯罪的重要途径。但是，实现刑罚的必定性远远难于实现刑罚的严厉性，因为前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需要理念与制度双方面的跟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在理念层面，执法机关必须树立“以人为本”之理念，该理念已经写进了国务院《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

在制度层面，该《计划》也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工作方针。

然而，理念的树立、制度的构建与落实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意味着“买妻”犯罪刑罚必定性的实现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买妻”犯罪刑罚必定性，笔者认为两方面的制度构建极为迫切。

一是健全落实妇女保护责任制。明确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妇女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妇女保护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妇女保护工作负领导责任。地方党委政府防范“买妻”犯罪不力，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予以一票否决问责。

二是建立举报有奖激励制度。重奖、快奖提供“买妻”犯罪线索的吹哨人，鼓励公众争做“朝阳群众”，构建保护举报者的法律机制。举报有奖激励制度在警方之外建立了线索获取渠道，通过有偿方式扩大线索拥有量，提高“买妻”犯罪线索真实性。

严格执法，增加刑罚的确定性是最有效对策，但不是最根本的防治“买妻”犯罪对策。说其是最有效对策，是因为能够在不迷信严刑峻法前提下真正起到威慑作用，在此意义上，贝卡利亚主张的刑罚必定性威慑优于边沁主张的刑罚严厉性威慑；说其不是最根本对策，是因为该对策还是以刑罚为手段，只考虑了对买妻者的威慑，未重视“买妻”犯罪背后的社会因素，在此意义上，此犯罪对策与提高“买妻”犯罪刑罚严厉性对策一样，都存在着局限性，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买妻”犯罪现象的出现不是简单的个人原因，而是有更复杂的社会因素。犯罪学理论从个人原因论转向社会原因论，是人类对犯罪现象认识的重大突破，对犯罪对策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根本对策：最好的社会政策能最好地预防犯罪

犯罪社会原因论认为，犯罪的形成并非仅仅起因于个人因素，在这背后还有深刻的社会因素。因此，预防犯罪的对策不应该局限于刑罚威慑，而是在分析引发犯罪的社会因素之后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即社会原因论代表人物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所言：  “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

“买妻”犯罪现象的出现与猖獗不仅是买妻者个人的原因，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

一是，存在相对贫困的“光棍”群体。近些年来，党的精准扶贫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经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体，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贫富差距还较明显，随着娶媳妇成本的不断上升，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男性没有经济能力获得尊严婚姻，沦为相对贫困的“光棍”群体。

二是，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由于重男轻女观念与B超等产前检查技术得到推广等原因，在我国一些相对贫困地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这就使得相对贫困的“光棍”群体雪上加霜，对他们而言，尊严婚姻更是遥不可及。

三是，漠视妇女权利群体依旧存在。在一些相对贫困地区，许多人仍未能摆脱文化上的蒙昧状态：不仅传宗接代观念盛行，而且重男轻女，不把妇女当人看待，漠视妇女合法权利，甚至视她们为商品买卖而习以为常。

犯罪社会原因理论认为，贫穷与相对剥夺制造犯罪、性别比例失衡制造犯罪、蒙昧制造犯罪，这些都是引发“买妻”犯罪的社会因素。如果不考虑这些社会因素，即便刑罚永久严厉了、刑罚暂时必定了（刑罚不可能永远必定），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买妻”犯罪，因为只要潜在的买妻者群体还存在，只要性别比例失衡不能扭转、文明之光不能照耀，一旦刑罚必定性松动，买妻者便会觉得有机可乘，实施“买妻”犯罪。因此，最好的社会政策不仅是最好的预防“买妻”犯罪对策，也是最根本、最长效的对策。

因应“买妻”犯罪的社会因素，必须完善与革新相应的社会政策：一是，政府需进一步提供社会支持，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减少相对贫困“光棍”群体，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使他们能获得尊严婚姻。二是，严格落实国家卫计委发布的《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以实现性别比例平衡。三是，要大力宣传男女平等，让公众树立现代文明观念：男女在生命的尊严与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都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必须说明的是，人类治理犯罪实践表明：一方面，最好的社会政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完善与革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一方面，即便社会政策完善了，也难以彻底消除犯罪（即便消除也是暂时的），包括“买妻”犯罪。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受限，社会政策的完善不可能达至尽美，总会留有遗憾。所有的犯罪对策只能把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内，只能尽可能把犯罪给社会与他人的伤害降至最低水平。如此说来，反拐一直在路上，期待责任与良知永相伴。（作者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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