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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坚
范纯仁到正在闹饥荒的秦中任职，首先做的就是赈灾，他以“常平粟”救济百姓。有属下提醒，发放“常平粟”，是要向朝庭申报并得到批复的。范纯仁当然知道这个规矩，但他更清楚，覆行这道手续需要时间，那时的交通与通讯远没有现在畅通快捷，弄不好会因此而让不少穷苦人死于饥荒。所以，他对属下说： “报至无及矣，吾当独任其责。”他的赈灾举错效果不错，既保全百姓，也不误农时。那年秋天，秦中地区“大稔”。
范纯仁是被贬职秦中的，难免有人挑剔，何况“擅发常平粟振贷”本身就会授人以柄。事实也正是这样，尽管范纯仁赈灾效果不错，还是有人“谤其所全活不实”，宋神宗下诏派人来秦中“按视”。当地百姓知道后说， “公实活我，忍累公邪？”昼夜不停地“争输”归还曾经救济他们的粮食，使者到达秦中查验之时，常平粟“已无所负”。
使者并没有因此罢休，他们在邠州、宁州一带发现不少乱坟堆，以为找到了“全活不实”的铁证。打开这些坟墓，收集尸骨上报朝庭。神宗下诏陕西的司监严肃查处，查验的结果，这些乱坟堆原是范纯仁的前任楚建中所封。朝庭又要治楚建中之罪，范纯仁上疏说：“建中守法，申请间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罢去。今缘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
在范纯仁赈灾这件事中，贯穿着以下三种关系的处理。
一是经与权的关系。经即经典，可以引伸为规矩；权是权衡，也可理解为变通。规矩确实需要严格遵守，但在特定的条件下，规矩也可以变通，这种“特定”，不能是权贵，不能是私情。范纯仁“擅发常平粟振贷”，不是他无视规矩，也不是他畏于权贵，更不是他徇于私情，他是知道“报至无及”的，也知道时不我待， “建中守法，申请间不免有殍死者”，足以为他的变通之佐证。
二是上与下的关系。官场之上，历来不乏眼睛向上，只想对上“负责”，只想让上面满意的人，以利于升官晋爵、仕途畅通。范纯仁却意识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只有民之安居乐业，才有国之长治久安。尤其在饥荒岁月，对下负责，使自己管辖的地方少死人甚至不死人，才是真正的对上负责。因此，在范纯仁眼里，当地百姓说的“公实活我，忍累公邪”，不亚于上司的褒奖与提携。
三是公与私的关系。范纯仁把帮助秦中百姓度过饥荒当做那时最大的公事，他若是一事当头，先为自己着想，完全可以墨守成规，管他来不来得及呢，反正我是按照规矩办的。他也想象得到，自己的变通，将会冒什么样的风险，受什么样的处罚。他在“擅发常平粟振贷”时说的“吾当独任其责”是有复杂内涵的，绝非轻飘飘的一句空话。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在他身上可见范仲淹之风，其精神内核就是他由《岳阳楼记》吸取的五个字： “先天下而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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