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社区”大额预付费亟待加强监管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胡蝶飞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5岁老龄人口数量超过2亿，占比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4.2%，而且这个比例还在扩大。步入老龄化社会后，对许多人来说如何养老就成为了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养老”一词被提及10次，成为值得关注的民生领域热词。针对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料、助餐助洁、康复护理等服务，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等。“养老”问题再次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焦点以及热议话题。

上海代表团：

“养老社区”预付费监管亟待加强

近年来，“养老社区”概念兴起，这些养老社区是通过向具有较高经济能力的老年人预收取大额资金，为其提供优质居住环境、长期稳定居所，并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提供较高质量的居家、文娱、照护等附加增值服务。因其商业模式较新以及涉及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在实际运营中存在着大额预付费资金缺乏监管、长期性养老服务难以兑现等不同形式的风险。今年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以代表团名义提交“关于加强养老产业领域预付费大额资金监管有序和规范养老社区发展的建议”，提出进一步明确养老社区大额预付费资金监管要求，将养老社区发展管理有关问题纳入国家养老服务立法范畴进行综合考虑。

上海代表团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养老社区处于监管空白地带，实际运行中经常发生不同形式的风险，造成老年人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市场经营风险导致老年人房屋居住等权益可能无法得到保障。合同的长期性带来养老服务兑现的不确定性。大额预付费资金缺乏监管造成严重的风险隐患。目前，在养老领域还没有建立加强预付费大额资金监管的法规，存在监管盲区。

为此，上海代表团就加强养老社区资金监管提出两方面建议。首先，制定加强资金监管相关举措。上海代表团建议，结合目前在教育培训、单用途预付卡等领域资金监管的做法经验，建议由养老社区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方式，采取建立专用账户制度、设定资金存管金额上限比例、缴纳专户保证金、设立综合信息监管平台等措施，进一步明确养老社区大额预付费资金监管要求，指导商业银行配合做好资金监管工作，提高企业履约能力。

其次，加快养老社区相关立法研究。建议国家相关部门从养老服务、地产发展、房屋租赁等方面，对养老社区的属性和业态性质作进一步深入分析研判，将加强养老社区发展管理有关问题纳入国家养老服务立法范畴进行综合考虑，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主管部门，研究规范养老社区建设、会籍费管理、服务保障等有关规定, 促进养老社区健康发展。

朱国萍代表：

加强为老服务的资源投入

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主要形式。当前，城市社区养老资源与老人养老需求有效对接已经有了进步，但仍然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存在为老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朱国萍通过调研发现，社区一些设施较为完备的老年食堂、老年健身房、老年活动室等场所，以及“长护险”等价美质高的为老服务都广受欢迎，供不应求。“新时代，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求我们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需求与资源的有效配置，让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在社区更好的得到满足。”朱国萍认为，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各部门协同发力，跳出部门和辖区局限，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促进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资源在社区和家庭得到有效配置。

为了解决为老服务资源“僧多粥少”的现象，朱国萍建议加强资源整合，拓宽供给主体。“我们要加强区域内资源整合力度，鼓励辖内商业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进行服务供给。”朱国萍希望在老旧小区改造和新小区开发的同时，将为老服务提前规划考虑在内，打造“养老驿站”、社区“嵌入式”小而美的微型养老综合服务体等设施，根据前期对各地区老年居民的实际需求排摸情况，为老年人提供“家门口”基础的生活、健康、文体、公共事业等服务，让老年人在步行15分钟内乐享美好生活。

朱国萍还建议加强数字技术资源的投入，融合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等新技术，通过医养结合的智慧养老设备，如智能水表、智能健康检测、智能防跌倒等设备，为老人提供更贴身、便捷、“聪明”的陪护。而在开发这类为老服务的APP时，也要注意适应老年人的使用习惯、操作方便、容易上手为第一准则，让老人在“数字时代”既能享受到贴心、智能、安全的“数字红利”，也不会望“数字”生怯而掉队。

对于为老服务人才的培训，也是朱国萍关注的重点。为此，她建议加大人才资源的培养投入，实施养老服务队伍建设工程，通过集中培训、送教上门、轮岗轮训等方式，打造一支梯次均衡、结构合理、技能熟练的养老服务护理队伍。根据养老服务专业人才需求，支持高校和中职学校加强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建设，进一步扩大人才培养规模，提高相关服务人员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增加养老服务业人才吸引力，保持养老服务人员队伍的稳定性，更好地满足老龄化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

冯丹龙委员：

加强老年抑郁症防治

老年抑郁症是老年人最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调查显示，老年抑郁症已进入疾病负担排行榜前十。

“老年抑郁症目前的诊疗现状仍存在很多问题，需重点关注。”全国政协委员、辉瑞投资有限公司企业资深顾问冯丹龙说，比如，大多数人认为抑郁的人就是“想太多或内心脆弱”，对老年抑郁症存在偏见，老年抑郁症识别率也较低，容易误诊。此外，老年人自身代谢较慢，使用抗抑郁药易于出现不良反应。老年人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差，不能遵从医嘱，这些也导致了老年抑郁症治疗困难。

为此，冯丹龙递交提案建议，加强公众老年抑郁症教育。“通过宣传教育，纠正公众对老年抑郁症的偏见，引导公众正确对待老年抑郁或焦虑情绪，以积极、正确的心态面对疾病。使疾病能够早发现、早治疗。”

她还建议加强疾病筛查。在社区医院、非专科医院和家庭开展便捷的老年抑郁症筛查，提高老年抑郁症的识别率。同时，加强对专业人员的培训，建立老年抑郁的心理干预队伍，在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增设为老年人服务的心理咨询师，对抑郁风险人群予以评估和分类，开展心理干预，定期进行随访，必要时提供相关帮助。

此外，冯丹龙建议，医疗机构针对需要诊断和治疗的老人提供转诊通道，实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早期预防也很重要，要鼓励老年人参加老年大学、志愿者等活动，加强社会交往与积极生活。全社会也要多关爱高龄、空巢、多病老年人。”冯丹龙说。

袁雯委员：

破解障碍，促进老有所为

昨天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举行视频会议，12位全国政协委员进行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就是其中一位。发言中，袁雯建议践行积极老龄观，促进老有所为。

袁雯说，我国老龄事业发展成效显著，建立起世界上覆盖老龄人口最多的养老保障安全网，老年人口更好地分享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养老服务越来越方便、快捷和高质。与此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逐步加深。

“然而从现状看，老年人‘负担论’时有出现；老有所为的社会共识尚需达成。”袁雯说，目前，积极老龄观更多体现为理念和局部的实践，系统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合力尚未形成；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安全保障、就业和服务岗位、参与方式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尚缺乏顶层设计。

因此，袁雯认为，应充分认识将积极老龄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深刻内涵，将理念转化为可实施的目标、任务和措施，落实到与老有所为相关的部门规划和工作中，带动全社会充分认识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树立“在学习进步中养老”、“在经验传承中养老”、“在价值创造中养老”的价值观念，为老有所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袁雯说，要破解可能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障碍，梳理并修改现行政策中不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内容。要完善老年人的社会保险体系，探索面向老年人再就业、志愿服务等情况的保险种类，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安全保障。科学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探索建立弹性退休制度，鼓励低龄老年人创业，开发适合低龄老年人的就业方式，形成与青年就业者互补的就业形态。

此外，袁雯建议支持和激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参与志愿服务是老有所为的重要方式，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机会和激励。”袁雯认为，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学校和教育机构，吸纳老年人就近参与社区服务。同时完善“时间银行”制度，鼓励低龄老年人将志愿服务时间存入时间银行，待进入高龄后提取。三是将老有所学与老有所为结合起来，把老年大学建设成为老年人融入时代、服务社会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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