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养父母可否主张养子女的死亡保险金

□金可可  陈以珏

某地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收录如下一则案例：王某生父母不明，1999年由原告抱养，但未办理收养登记。2018年，王某作为被保险人，与被告缔结身故保险合同，受益人指定为“法定受益人”。保险期内，王某意外身亡，死亡时无配偶、子女。原告诉请被告支付保险金。本案焦点在于，原告未进行收养登记，非法律认可的养父母，仅是事实上的养父母，故非法定继承人，其是否属于该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进而有权请求被告支付全部保险金。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的事实养父母构成该保险合同所称“法定受益人”，理由如下：首先，身故保险合同旨在为受益人预留保障，即使被保险人死亡，保险金仍可使受益人生活无忧。王某出生即被抱养，1岁多时户口就登记为两原告的养女，亲生父母至今不明。由此可知，王某投保时所欲保障的受益人，正是扶养其长大、与其长期共同生活的两原告。将本案保险合同受益人解释为原告，结论上完全符合王某真实意思。其次，案涉保险合同指定的受益人是“法定受益人”。依《保险法解释（三）》第9条第2款，受益人约定为“法定受益人”时，以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法院认为，原告虽非法定继承人，仅构成《继承法》第14条（《民法典》第1131条）所称“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但在王某无其他法定继承人时，原告可“视同”王某的法定继承人，故属该保险合同法定受益人，可请求被告支付保险金。

二审法院裁判思路有异，认为事实养父母并非法定受益人，但仍可因继承取得保险金请求权，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未办理收养登记，确非继承法上的法定继承人，而被保险人王某死亡时，也无其他法定继承人，故本案属“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情形。此时，依《保险法》第42条第1款第1项，保险金应成为被保险人王某的遗产，依继承法处理，原告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分得“适当的遗产”，其份额应依具体情形为断。本案中，被保险人王某生父母不明，出生后不久即由原告抱养，由其扶养长大，双方共同生活二十余年直至意外身亡。据此，法院判定原告可继承王某全部遗产，有权请求被告支付保险金。

养子女无法定继承人时，事实养父母可否主张养子女死亡保险金，系民商法上重要问题。两审法院裁判结论相同，均肯认原告得主张保险金，合乎情理，社会影响甚佳，但其论证思路不同，故有必要充分探究其解释力与合理性，尤其是若将其理据适用于其他案件，是否仍可得出妥当结论。

本案投保人/被保险人王某指定受益人为“法定受益人”，若该表示确指法定继承人，则原告诚非受益人，只能如二审法院所述，适用《保险法》第42条，认定保险金构成被保险人遗产，由原告适当分得。但该方案存在如下问题：首先，身故保险金请求权以被保险人死亡为发生之要件，非属被保险人生前所有之财产，无法作为被保险人之遗产加以继承。正是基于相同的理由，相关司法解释认为《民法典》第1179条所称死亡赔偿金亦不属于遗产。可见，《保险法》第42条之内容，在逻辑上不无疑义。或有观点认为，该条拟制保险金请求权在被保险人死亡前一瞬间先发生，由此进入其遗产，但如此解释，过于穿凿。故在立法修正前，亦宜尽量减少该条之适用。其次，由原告继承被保险人王某保险金，未必符合王某原意。王某订立保险合同，旨在保障其事实上养父母在其身故后生活无忧。若保险金进入遗产，原告或须与王某债权人分享，不利于实现王某订约原意。本案王某或无其他债权人，故“继承”方案缺陷并未凸显，但其既无法妥善解决一切案型，即有必要另寻解决方案，使事实上养父母构成受益人，直接取得保险金请求权。

案涉保险合同所称“法定受益人”所指为何，需经解释认定。两审法院直接依照《保险法解释（三）》第9条第2款第1项，认定其指法定继承人，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难免陷入论证困境。该条仅是辅助解释规则，只有穷尽合理解释方法，仍无法认定法定受益人是何人时，方宜适用。依《保险法》第39条第1款，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法院应先解释该指定行为，若经解释即可确定“法定受益人”所指，便无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之余地。

受益人指定行为，虽须保险人受领，但其无涉于保险公司之利益，故解释时无需顾及保险人的客观理解。若保险人善意不知表意人真意，误信表示客观指称对象为受益人，可类推适用《保险法解释（三）》第10条第2款之保护：当保险人向其给付保险金时，即发生清偿效力。此系依信赖保护法理，认定表示客观所指的受益人有“表见受领权限”，已足以保护保险人信赖，无需、也不应要求按保险人信赖内容确定真正受益人。其次，依《保险法》第41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后，并不受其拘束，有权随意变更受益人，因此，名义受益人即使信赖指定行为，也不受保护，解释时也无需考虑其信赖。综上，受益人指定行为的解释，不必保护保险人或名义受益人对其客观含义的信赖，应以表意人真意与利益为重，故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结合行为目的等情事，探求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此种解释方法，称为“自然解释”。

“法定受益人”一语客观文义不含事实上养父母，但由上可知，判断王某所称“法定受益人”意指何人，应作自然解释，探究其真实意思。依案情，王某出生即被原告抱养，由原告扶养长大，双方共同生活二十余年，其真意显然是以原告为受益人，保障其不因自己去世而受经济困难，以报养育之恩，只是误认“法定受益人”之含义。因此，法院仍可依自然解释，按王某真意确定受益人为原告。如此，原告可以受益人身份，直接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不必适用《保险法》第42条，迂回取道“遗产继承”，承受遗产债权人追偿的风险；也不必如一审法院，一方面拘泥于语词文义，另一方面又强行将事实上养父母视同法定继承人。

上述“解释优先”的裁判思路，对其他类型案件也有参考意义，可举一例说明：甲与保险公司缔结身故保险合同，明确指定妻子乙为受益人。后甲死亡，查明乙先于甲死亡。甲有一子丙，且有若干债务尚未清偿。该例形式上符合《保险法》第42条的要件，保险金似应作为甲的遗产，由丙继承，其他债权人亦可主张就此受偿。但此种解决方案未必合乎甲可能的意愿。甲订约时，未曾设想乙先于自己死亡，指定行为中存在漏洞，应作补充解释：假设甲于指定时预见乙先死，会指定何人为受益人？显然，甲通常会指定其子丙为受益人，如此可避免其他债权人就遗产追偿，充分保障丙的生计；“肥水不留外人田”，确属人之常情。故于此个案中，法院应依补充解释确定受益人，避免径依继承处理。由此足见意思表示解释在处理类似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该案判决充分尊重死者意愿，肯认事实养父母得主张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实现情、理、法有机融合，对类案审判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但在法律适用方案上，与其适用“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或“没有受益人”时的法定规则，依《保险法》第42条将保险金作为遗产处理，不如充分利用意思表示解释规则，合理认定受益人，以充分尊重投保人保障遗属的意旨。

（作者简介：金可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民商法学科负责人；陈以珏，华东政法大学2021级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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