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栖
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与甲午战争有着一定的关联。这场战争期间,国人对日本“赤十字会”的医生实施双方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做法感到震惊、歆慕,并欣然接受了这一文明理念。
1898年,旅日侨商孙淦通过中国驻日公使上书总理衙门,首次向清政府提出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建议。翌年,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也向清廷提出同样的建议,并提议仿照日本“赤十字会”章程。
中国红十字会由认知到实践,上海率先作出了示范。1900年9月5日,由陆树藩为首的东南各省善士成立的“上海救济善会”,发表了《募捐启》,提出“募资经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立例”。时值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沿途烧杀抢掠,生灵涂炭。陆树藩和刘鹗(《老残游记》作者)相继率“上海救济善会”工作人员赴京津,持有西文执照并佩戴红十字标志,“遍谕各国洋兵不得欺侮”,“蔽会于应办掩埋地段均行插立红十字旗,咸资保护”。值得一提的是,刘鹗还因为赈济工作卓然而于1901年(辛丑年)荣获一枚勋章。据刘鹗《抱残守缺斋日记·辛丑年》记载:“七月二十四日,巳刻晴,午刻登车,十二点二十分开车,四点半到天津。七月二十六日,一点钟赴(德国)领事馆行赤十字授章之典。宣白后,同拍一照。”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上海官绅沈敦和联袂各界人士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实施战争难民的救济和医治。不日,他又以各省善堂为基础,获得英、法、德、美等国襄助,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据史学家戴斌武统计:上海万国红十字会通过收容、遣送、治疗、赈济等手段,共救助难民467000余人。诚如沈敦和所说:“溯自中外通商以来,万国一心,踊跃奔赴,能与我华合办大善事者,在上海当推此为第一伟举。”
在有识人士向朝廷奏疏的同时,新兴的纸质媒体也就成立中国红十字会、顺应世界潮流大造舆论。如《申报》相继刊出的《创兴红十字会说》《红十字会历史(节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章,除了翔实介绍红十字会的历史、性质、宗旨和任务,还从理性的视角提出:是否成立红十字会乃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朝野业已对中国成立红十字会初步形成了共识。
继1904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上奏、御史夏敦复附和,就如何筹措经费等事宜阐述具体方案后,1907年,官办商人、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和清末著名外交家吕海寰联名奏请清廷仿效日本模式,筹办中国红十字会;两年后,两人又拟定《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再次上奏朝廷。清廷将其奏折交给陆军部下属的军咨处核议。经核议,委任盛宣怀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似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为表示效忠清廷的心迹,擅自在关防大印上把“中国”改为“大清”,竟然成了“大清红十字会”,并归清廷陆军部管辖。这引发了沈敦和等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大清红十字会”有悖国际红十字会纯属民间团体的宗旨,对其筹款和运作极为不利。
朝野纷争此起彼伏,“大清红十字会”尚未粉墨登场,大清王朝的气数已尽。辛亥革命后旋即诞生了民国政府,1912年9月底,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红会章程,京沪矛盾冰释,将“大清红十字会”重新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选举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兼常议会会长。我国这一人道主义组织从此稳步发展,为战争时期的救扶与和平岁月的慈善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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