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闻纪之
忽然想到，我们文史圈，该学一学律师朋友。
你瞧人家办案，管啥斗殴案、诈骗案、性侵案，照例，甲方乙方精搜细求，抽丝剥茧，给你一是一二是二，鹿是鹿马是马，辨个分明。
恼人的是，文化公案，有的好些年了，老是说不清道不明。
是最近网上掠过德龄公主的《御香缥缈录》，又念及译者秦瘦鸥。说起来，我见过他一面。那是八十年代于26路天平站等车上班，见一瘦高个老先生走近，瞥一眼，他拎包上端露出个信封，上面赫然三字:“秦瘦鸥”！原来，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健将就住这儿，与我为邻？
后来渐渐听闻“鸳蝴”派的历史评价属贬抑过度，言情小说自有其社会功用；且阵容属“扩大化”，多至两百人，太夸张。譬如秦老，译过写过各类其他作品，并非仅仅言情小说，竟非入“派”不可？于是甚至网上有评论《一个与鸳鸯蝴蝶派无关的名字：秦瘦鸥》，认为秦氏《秋海棠》等谈情说爱其表，揭示社会其实。攻之者曰是，辩之者说否，是耶否耶，读者诸君，遂也难免“月朦胧，鸟朦胧”哩。
我以为，至少，另一位，更不该被模糊了。就是我们新闻界前辈严独鹤，一生办报立言，从日伪时期到国民党统治，都勇于抗争，一身正气，“称严先生为新闻界闻一多、朱自清式的人物毫不为过”（引自范敬宜《严独鹤杂感录·序》）。岂可因他约来张恨水成名作《啼笑因缘》、先前又为业余爱好写几篇含有爱情内容的小说，就拉人入派？为严氏长篇小说《人海梦》被纳入鸳蝴派小说丛书出版，曾有严肃的文学理论家详究文本，条分缕析，亟论不妥，“因为《人海梦》更侧重于批判黑暗，塑造正面的革命者形象”(王纪人语)。
要作出正确的定性，先得有扎实的定量。“倘加取舍，即非全人”。想当然，凭印象，毛估估，怎么行？贬义的，褒义的，全不行。
同一个“派”字，确也有光彩的。如苏辛，宋代词坛“豪放派”，历来称颂。前好些年却有吴世昌提出异议，“豪放有词，苏辛无派”。何以故？看数据。苏轼是写过几首旷达豪放的，但数量少，远不及他浩如江海的婉约词。——“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东坡笔下，孰主孰次，“派”归何家，尽可争鸣，我个人是倾向吴说。
又想到胡适那封信了。他是写给学生罗尔纲，提醒杜绝文字轻作，别信从“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等随意论断。“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他讲的关节点，在史家论说，务须“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证据，证据，落笔要有证据。文坛、史坛公案，都重证据，方会远离“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放大
上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