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口琴

张桂辉

父亲生前喜吹口琴，借以抚慰精神，提振信心。

1910年，父亲张湧良出生在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位于沪、浙交界处的上海浦南重镇——朱泾。青年时代，当过药铺学徒；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1952年，从华东荣军学校校部“保管员”（排级干部）岗位上复员时，为了遵守“婚约”，主动放弃回上海安置工作，毅然来到我母亲的家乡当农民。有好心者说，“老张真傻，放着大上海不回，偏要到穷乡下来。”父亲却不知后悔、不改初衷。

我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考上初中后，住进离家20里的学校；参军入伍后，除了探亲很少回到父母身边。父亲，虽无超凡之处，却有过殊荣。在我珍藏的那本印制于1953年、早已发黄破损的《福建省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模范及拥军优属模范代表会议代表模范事迹汇辑》第73页，有父亲的事迹介绍：“张湧良，男，四十三岁，在部队期间，先后立过一等功二次，三等功四次，并在工作上、学习上，都受过上级的表扬与奖励。复员回乡后，不居功，不骄傲……”奇怪的是，父亲好像全然忘了这些，一边积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多赚点工分；一边无怨无悔消耗着自己的羸弱躯体，续写着平凡。生活再苦，从不拿功劳当“资本”，或向政府开口，或向组织伸手，硬是挺直了腰杆，顽强地支撑着那个穷的叮当响的家，直到他的生命画上句号。

1993年初春的一天上午，父亲从村里乘坐手扶拖拉机前往镇上。途中，发生交通意外，不幸摔下拖拉机，在镇卫生院救治几天，医生没能“妙手回春”，他匆忙而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长眠在闽北一座无名的山头上。

父亲生前，有两大爱好。一是爱骑自行车，二是爱吹口琴。一把复员时从部队带回的24格口琴，是他的精神伴侣。父亲爱口琴，如同爱钢枪——每次吹过，都要认真擦拭一番，而后用手帕包裹好、藏放好，不到下次再吹，轻易不拿出来。有时还用螺丝刀，小心翼翼把口琴拆开，用温水浸泡一阵子后取出来，涂上些许牙膏，用牙刷轻刷各个部件，而后再打水清洗干净，待其晾干，重新装好，包裹起来。

在家徒四壁、一穷二白的生活背景下，不说谱架，就连歌本也没有，父亲凭借记忆，能吹不少曲子。我印记最深，他吹得最多的，是《南泥湾》《义勇军进行曲》，以及电影白毛女插曲《北风吹》等。吹奏时，只见他双手托着口琴，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一边做不匀速移动，一边有节奏的轻拍，口动，手动，头也动。美妙的口琴声，回荡在干打垒的破屋内。不说余音绕梁，却也余味无穷。

不论寒冬腊月，抑或盛夏酷暑，只要父亲的口琴响起，就会驱散困扰我们的苦难阴霾，滋润全家老少干涸的心田。有时，邻居也会前来欣赏，父亲便拿上一只搪瓷茶缸，双手把茶缸夹在口琴底部吹奏，欢快且有节奏的乐曲骤然响起。口琴的声音，汇聚在茶缸中，而后反射出来，浑厚有力，别有韵味。那时年少，不明就里，不知其妙，只觉得好玩。现在想来，那茶缸大概可以起到“音箱”的作用。

时光荏苒。30年间，每每凝望着书房中父母的合影，银须齐胸的父亲，身穿黑色棉袄、头戴棕色绒帽、面带慈祥微笑，仿佛他还活着一般。有时，思之心切，就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那把红布包裹、木格铜皮、表面“国光”二字已然磨得若隐若现的口琴，看一看，摸一摸，仿佛又听到父亲那悦耳的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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