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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刘萍 李芸
本来离婚时已经就孩子的探视问题达成调解协议，结果几年后，妈妈却说：“一年只看到了孩子五次。”于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爸爸则表示自己并非有意为难，孩子上学后学业压力大，“妈妈带孩子不负责，总吃零食还让他玩游戏。”最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法官从有利于孩子成长角度，促使双方尝试新的探视方式并最终达成新的和解协议。
“一年只看到了孩子五次”
晓晴和小洋都是“80后”，两人2011年结婚后生育一子，取名星儿。短暂的婚姻在柴米油盐中只留下了激烈的争吵。小洋提出了离婚，并提出一岁多的孩子由自己抚养。双方在虹口法院的调解下，达成协议并约定：离婚后，晓晴可以对孩子行使探望权，方式为每月第二周、第四周的周六上午10点，至小洋住所接走孩子，于次日下午4点前送回。
几年过去了，虽然偶有摩擦，但探视基本顺利，星儿与晓晴的关系并未受父母离婚影响，母子感情依旧。可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小洋拒绝探视的次数逐渐增多，理由也有很多：疫情、读书、补课……晓晴很着急，但又不知如何是好。在朋友指点下，她于2023年2月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去年一年我只看到了孩子五次。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来申请执行了。”晓晴说。
虎爸和猫妈的“道不同”
接到案子后，执行法官立即通过电话与晓晴联系，她表示，“一年24次48天的探视，要一次不落、一天不少”，如果小洋还是继续拒绝，就要“一直申请执行”。
按晓晴的说法，自孩子上学后，小洋总是以孩子需要上学、补课、做作业等为由，先是拒绝星儿过夜，慢慢地，每次两天的探视逐渐演变成了一天，而探视的频率也从每月固定两次变成了不定期。细数2022年，探视的次数变成屈指可数的五次，而且小洋总是拒绝沟通。“小洋对孩子的要求比较高，周末的确是给孩子补课了。但这不是不让我看孩子的理由啊。”晓晴表示。
小洋则认为自己并非有意为难。“我不给她探视，也是为了孩子好。孩子上学后，学习压力本来就大。现在正是打基础的时候，周末是要补课的，还要上兴趣班，时间上确实排不开。另外，她对孩子不负责任，总是给孩子吃些零食，还让他玩电子游戏，这不仅影响孩子的视力，还容易造成孩子在学习的时候分心，养成不好的习惯，你说我能给她探视吗？”
这对父母是典型的“虎爸”和“猫妈”，对孩子教育理念的不同是阻碍探视的最大原因。
一份特殊的“交接书”
法官认为，要根本改变，必须消弭双方矛盾，同时要确定新的探视和解协议。于是，法官召集双方，让他们明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缺位，双方应该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试着理解对方，建议他们尝试新的探视方式。此时，小洋的态度有所软化，他同意让晓晴周末探视，但是考虑到星儿还要上兴趣班，所以希望能不过夜。晓晴同意了。
可是，放心不下的小洋，还是自制了一份《孩子交接确认书》，从生活到学习详细列明各种注意事项，细致到孩子睡觉醒来要喝温开水、午后牛奶与午餐晚餐间隔至少一小时等，还要求晓晴要督促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等。
晓晴觉得这是对她的不信任，并不愿意接受这份交接书。
法官告诉晓晴，现在双方对于探视最大阻碍就是小洋觉得晓晴对孩子的“溺爱”，虽然理解她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给孩子更多的爱，但是对于学龄儿童，适度的教育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最终，为了孩子，晓晴表示愿意进行尝试。就这样尝试了几次之后，双方逐渐找到了平衡。小洋也在学着放手，而晓晴也明白“交接书”并非刻意地为难，只是对孩子的不放心。到了后来，小洋也同意了星儿在晓晴处过夜的要求。从小洋自己在次日早饭后接走星儿，转变成由晓晴次日早饭后送星儿去上课，双方的探视变得顺遂了起来，星儿对此也非常满意。
为了星儿更好地成长，也为了更好地保障晓晴的探视权，法官又引导双方综合寒暑假等多项因素签订新的和解协议。案件最终以和解长期履行终结结案。
（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化名）
【法官说法】
虹口法院执行团队负责人石录赟法官表示，此类探视纠纷案件具有较高比例反复申请执行的特点。起因是双方积累的矛盾，焦点为要求探视或变更抚养费，或两者兼具。反复性带来三大弊端：当事人矛盾日渐加剧、司法资源被过度消耗、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本案探视问题的反复性在执行伊始就呈现出来，不找根源、不解矛盾，只求案结不求事了，显然不符合实现矛盾纠纷高效实质化解的办案理念及要求。在办案过程中应当坚持执源治理理念，做到主动融入，将矛盾化解关口前移，找准焦点从根源寻找化解良策，发挥司法智慧促纠纷实质高效化解，目的就是努力将这种反复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一切为了孩子”是执行法官与孩子父母的同向目标，共同守护好这一片天地，让孩子的成长更为健康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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