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骑驴控”都是哪些人？

□刘永加

前段时间，沉寂多年的刀郎以一首新歌《罗刹海市》引发广泛关注，冲上了热搜。其中他唱道：“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歌中驴成了刀郎意想中的吉祥物。虽然在刀郎歌中驴不被人们重视，可是穿越到大唐的首都长安，驴的用处可多呢。

到了唐朝京城长安，你就会发现有个奇特的现象，那时满大街跑的都是驴，就像今天的出租车一样普及。可见人们热衷于骑驴出行，尤其文人墨客更是“骑驴控”，因此长安的驴就不一般了。

毛驴爱撞京兆尹

当时的长安，驴是非常牛掰的，且不是它能荣幸成为人们的座驾，即便是偶然瞎了眼，出了次“车祸”，撞上了个人，那撞的也是京兆尹之类的大官呀！真是天子脚下，丞相门前七品官呢！

不信你就接着往下看。当时有一个大诗人叫贾岛，他就是“骑驴控”，骑驴是他出行的最爱，没事他就骑着驴满长安城溜达，寻找灵感。

贾岛早年是僧人，法号叫“无本”。他相貌清雅，谈玄抱佛，酷爱作诗，到了走火入魔的阶段：无论是行走、坐卧、吃饭，无不在苦吟诗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时人都称他“苦吟诗人”。

贾岛经常骑驴出行，坐在驴背上的贾岛还是在冥思苦想，雕琢诗句。一次，他骑着驴在街上横着走，当时正值秋天，黄叶满地，他诗兴又起，想着“叶落满长安”用什么对好，然后想到了“秋风吹渭水”这一上佳绝对，喜不自胜，结果一下子冲撞了一位“大神”，竟然是京兆尹刘栖楚。刘栖楚一点没客气，就把贾岛抓进大牢关了一宿，第二天才给放出来，贾继续骑他的驴。

贾岛出了大牢满脑子还是嗡嗡的，不知道为啥就撞了京兆尹呢？也许怨驴没长眼吧，抬手就想给它几鞭子，可是转念又想，平日里驴没少驮着他，就叹了口气，走了。

就照贾岛这个着魔的样子，骑驴冲撞官员不止一次也就不稀奇。又有一次，他正在思索“僧推月下门”好还是“僧敲夜下门”好，驴又冲撞了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但这次贾岛却撞上了好运。韩愈得知事情原委后不但不生气，还给贾岛建议用“敲”字更好，两人就此留下一段“推敲”的佳话。这次偶遇，也让韩愈看到了贾岛的才华，有意教授贾岛学问。后来贾岛还俗，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并中了进士。骑驴作诗不稀奇，骑驴撞见贵人这可是难得了。所以呀，贾岛想来想去，还得感谢毛驴这个“媒人”来。

毛驴作用广泛

为什么长安的人们热衷骑那马户而不骑马呢？

原来那时的马匹多用于军队打仗，仅有的些许马匹还不够京城高官骑的。驴子价格低廉，正是下层官吏和百姓，甚至穷酸文人骚客的代步工具。更何况文人们骑在驴上优哉游哉，正适合激发灵感，寻章摘句。唐代诞生了那么多的千古名篇，也许与骑毛驴分不开的原因吧。

驴子在唐代作为交通工具，作用是十分广泛的。可以说，当时驴在军事、驿传、民众出行、商运、体育、娱乐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就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

军事上怎么会也需要驴子呢？原来，因为战争频繁，马匹有时严重不足，而驴子的驮行能力很强，就是说驴很能干，特别适合于山区驮运及出行的独特役使特点，军事行动时驴子就成了马的重要补充，承担军队粮草运输等任务。

当时的公共驿站发达，驿站之间的交通除了马匹以外，既然驴那么能干，它也就担当起了运输大任。唐代的驿传通信网络发达，按照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据《唐六典》统计，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全国驿站“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驿中主要交通工具是马，但也配备有毛驴。唐《田令》载：“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驴一头给地二十亩。”明文规定驿站里有驴也给地，可见驿站中驴子的数量也占了不少。

官员上任，唐朝廷要给配交通工具的，其中驴子是重要交通工具之一，不同级别的官员，所供给的交通工具数量不同，但驴子是其中数量最多的。《唐六典》对此记载：“内外百官家口应合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三匹，驴四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三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敕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在商业运输中，那马户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定私盐科罪奏》有载：“有犯盐人随行钱物、驴畜等，并纳入官。”可见，当时驴子已被商人用来当作贩卖私盐的常用运输工具。

“驴的”在长安盛行

人们热衷骑那马户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唐朝有时候会禁止骑马，《唐会要》就有过骑马禁令，是针对商人的：“乾封二年（667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而据《太平广记》载，晚唐宦官专权，太监杨玄翼对进士们车服太盛很看不惯，他下了禁马令，结果科场中千余人都换成了骑驴，这样的场景可想而知有多可笑了。其中，有位进士叫郑昌图，身材高大魁梧，骑着娇小的驴子别提多别扭了。于是，有进士即兴一首诗予以讽刺：“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袖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有了这些推手，驴子在唐代不火都不行了，一时大家出行争相骑驴。当然长安也有不少人买不起驴，或者不需要买驴，因为不一定天天骑驴，所以长安就兴起了租赁驴子的事业，“驴的”在那时的长安盛行了。

据《太平广记》载，长安的府门口、市场都有“驴的”等客，需要雇“驴的”的人，就到这些地方去找。而在城外，沿路的店家都附带经营“驴的”，《通典》里甚至记载了开元年间“驴的”的盛况：“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甚至有长途的“驴的”，用户交了押金后，就可以长期租骑。

毛驴成了官府手心的宝

驴虽然不如马高大威风，但唐代官民、商人、举子、邮差、诗人却都离不了它。也正因为驴子的重要性，大唐政府一直注重对驴子的管理和保护。

在唐朝，中央政府设置有专门管理驴子的机构。中央政府设置的专门管理牲畜的机构叫太仆寺，其中驾部就是中央涉及管理毛驴运输的机构，隶于尚书省兵部下的一个司。其职责据《唐六典》载：“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可知，驾部掌管全国交通驿传及官私马牛杂畜的增损，自然包括驴子。

唐规定不同品级的官员可以拥有不同数量的马匹，这些马匹都是部分配给官员的。除了分配马匹以外，还分给一些毛驴，这些毛驴就是用来运送东西的。除此以外，唐朝还制定了很多关于毛驴的政策措施，规定地方的管理机构都要把包括驴在内的所有牲畜，统计数量、登记户主载入簿册，以便于管理和使用。

最为可喜的是，皇帝还曾专门下诏保护毛驴等牲畜。唐玄宗就专门颁布了《禁屠杀马牛驴诏》：“自古见其生不食其肉，资其力必报其功。马牛驴皆能任重致远，济人使用，先有处分，不令宰杀。如闻比来尚未全断，郡牧之内此弊尤多。自今以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牛马驴肉。其王公以下，及天下诸州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仍令州县及监牧使诸军长官切加禁断，兼委御史随事纠弹。”玄宗规定，除了祭祀以外，宴会或者进贡一律不得屠杀马牛驴，如果违反这条规定就会受到严重处罚。这条诏书证明了唐朝廷对驴的重视。

可见，驴在唐长安受到的待遇非同一般，这也是当时实际情况决定的，驴子的地位自然也很高的。尤其是驴子在为文人服务时，所产生的那些名诗名句和写驴子的诗句，更是给驴这一交通工具的重要性增加了详实可靠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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