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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忆南
为防止冲动、轻率离婚，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7条专门针对登记离婚程序增设了“离婚冷静期”。该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该制度出台后，社会各界争议十分激烈，法律实施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完善离婚冷静期规范，充分发挥其效用。
设置登记离婚冷静期的目的在于“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一般而言，在登记离婚的程序中，离婚冷静期作为一种基本行为规范，应当被普遍适用。但是，在有些情形下适用离婚冷静期未必符合立法目的，需要进行具体价值判断和选择来决定是否适用，即需要设立适用离婚冷静期的甄别机制，明确除外情形。比如对一方受胁迫、受欺诈、隐瞒重大疾病但已经超过法定撤销期间的婚姻。这类当事人协议离婚通常并不存在所谓的“冲动”“轻率”，用离婚冷静期来约束和限制当事人既没有必要，也不符合社会利益和公序良俗。基于对双方离婚意愿的充分尊重，应当在双方申请登记离婚时排除适用冷静期。
如果婚姻中存在法律禁止的严重违法行为，当事人协议离婚办理离婚登记时，也不宜适用离婚冷静期。比如有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情形。特别是家庭暴力，在诉讼离婚审判实践中，法院认为在一方存在家庭暴力行为的情形下，延缓离婚可能会危害到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应当慎用延迟裁判的调解，直接准予离婚。法院的审判经验应当被登记离婚制度吸收。
除了上述情形外，婚姻存续可能对某一方或子女造成人身、财产现实紧迫危险的情况也不应适用离婚冷静期，例如一方存在赌博、吸毒等恶习且屡教不改的；又如夫妻一方存在隐匿、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的事实或重大风险的。对此类特殊情形不设置离婚冷静期，不仅彰显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但该请求应仅限于由受害方提出，且该方当事人应负责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现实中，离婚纠纷纷繁复杂，登记离婚冷静期统一适用三十日虽然方便实务操作，但“一刀切”的规定却过于僵化。如果适用时间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加以区分，则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建议设置一至三个月的弹性冷静期，可以就婚姻存续年限的长短以及有无未成年子女的不同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时间。当然，弹性期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成为阻碍个人婚姻自由的延缓期，增加当事人的时间、金钱成本与心理压力，反而会产生消极影响。
考虑到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异往往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立法者应当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设置较长的考虑期，以提示他们能更慎重地考虑离婚问题处理离婚事务。此外，对于结婚时间较长的夫妻而言，彼此之间较为了解，离婚冷静期可以相对短一点；而结婚时间较短的年轻夫妻，可能对婚姻与对方还没有清晰完整的认知，因此冷静期可以相对长一点。
婚姻矛盾冲突不是仅靠冷静一段时间就能化解的，实施离婚冷静期的同时，更需要建立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给予当事人指导和帮助。婚姻登记机关可以通过教育、宣传对当事人加以引导，在受理离婚登记申请时，应当告知离婚冷静期内提供的配套服务内容和获得服务的方式途径，确保有意愿、有需求的当事人能够较为便利地得到相应服务，但应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不能强制其接受服务。
婚姻登记机关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时需注意，在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同时坚持离婚自由原则，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愿，并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维系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夫妻在离婚后共同抚养子女的合作关系。对婚姻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当事人，可对其进行调解、心理疏导；而对婚姻已经破裂、无和好可能的当事人，应当协助其妥善处理子女抚养监护、财产分割、债务清偿等事宜，避免离婚后为此引发纠纷。
目前，婚姻登记机关独立为当事人提供配套服务或有难度，可以与相关机构开展协作。我国有很多具有强大影响力和行动能力的社会组织，如妇联、人民调解委员能调停当事人之间纠纷，儿童救助机构会帮扶离婚案件中的未成年子女，法律援助协会能够为离婚夫妻提供法律援助等。这些社会组织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和调解能力，它们的参与不仅有利于解决婚姻家庭纠纷，而且也可以弥补政府人员的不足，有助于节约成本。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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