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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顾晓军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
王世涛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何 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张 蕾 崇明区人民法院法官
近年来，随着国家税制改革和发票管理制度的日趋完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普通发票等涉税类犯罪行为方式呈现出犯罪手段更加多样、行为模式日益复杂、偷逃税种更加多样、资金流向趋于复杂、涉案行业不断拓展等特点，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出现了较大分歧。2024年“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2024年司法解释”）虽然解决了部分难点，但仍面临一些存在争议的新型问题。
罪责刑相适应
主客观相统一
顾晓军：对于涉税案件，定罪量刑最核心的思路还是罪责刑相适应、主客观相统一，要结合证据，对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进行综合判断。
当前实践中容易产生困惑的情形是开票单位有真实业务，虚开了部分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有些受票单位有真实业务，但是没有办法实现货票结合的情形。在此情形下如何定罪和量刑，还是要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依据个案的不同，全面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衡量定罪给社会、企业或者给经济发展形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去综合评价应该构成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罪名。在处理这类案件当中，不仅要看犯罪行为本身定什么罪，还要考虑自首、立功、主从犯、补缴税款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全面地协调量刑的均衡性。这是大工程、大体系，需要公检法各自履行好职责。同时，涉税案件是行政犯，有时需要行政机关判断行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的点在哪里，有助于司法机关综合评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是否需要以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为要件
王世涛：从理论上看，虚开发票罪一般被认为是行为犯，刑法没有要求以造成税款损失为要件，而且司法实践也是按照行为犯来处理的。行为犯不存在着像结果犯既遂、未遂的问题，只要发生行为即构成犯罪，按照此原理，发票开出来，犯罪自然就既遂了。
顾晓军：我基本赞同王世涛检察官的观点，但我认为还要进一步的区分情况。根据刑法规定和实践一般做法，虚开发票罪确实不需要以造成税款损失为要件。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上来看，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除了需要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之外，还要对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如果认为虚开发票行为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但仍然需要作犯罪处理，就必须要进一步考虑社会危害性体现在哪里，要判断哪个环节还可能造成危害后果，而且危害后果不被其他罪名所评价。如果虚开发票行为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那作出较为轻缓的刑罚处理可能比较妥当一点。
何萍：理论界存在一个困惑，即虚开发票的目的是为了逃税，虚开发票是逃税的预备行为。
按照逃税罪的规定，如果行为人补缴了税款，就可以出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只是虚开了发票，还没来得及进行逃税，预备行为反而构成了虚开发票罪，可见在逃税出罪机制设计上存在问题。
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后未实际入账部分能否计入犯罪数额
梁方军：为了更准确地评价虚开发票罪的相关行为人或单位的罪责刑，在虚开发票罪案件的犯罪数额也出现了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比如，涉案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后，未实际入账的部分能否计入犯罪数额？
有观点认为，以虚开发票的全部金额认定；也有观点认为，未实际入账部分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
张蕾：行为人收到发票后部分入账、部分没入账，基于行为犯的要求，我们倾向于作定罪处理，且将所收到的发票全部认定为犯罪数额，但在量刑的时候可以考虑从轻。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先全部入账后又调出部分补税的情形，调出补税部分相当于被告人在案发前已经补缴了该部分税款，但虚开发票罪作为行为犯，该部分金额仍作为犯罪金额，但法官在量刑时会考虑到已补税的情况，酌情从轻考虑。
这样处理，既与此罪的刑法理论和构成要件相一致，又能够做到罪责刑的相适应。
顾晓军：一般来说，只要是有部分发票入账的，那就要进行全额认定。除非行为人能够拿出反证，证明目前没有入账的部分将来也不会入账，也不会从事其他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那么他的辩解可能会被采纳，没有入账的部分不会被纳入犯罪数额。
司法处理中，要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
何萍：关于犯罪数额的计算问题，以贩毒为例，2015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贩毒分子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与上述规定类似，虚开的发票即使只有部分入账的，还是应当作全额认定。
（召集人：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梁方军； 发言整理：崇明区检察院 聂怀广 上海市检察院 樊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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