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执行工作？

　　□  高远

　　入职法院17年，从“跑断腿”到“点鼠标”，再到“24小时滚动筛查”，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执行工作？来看上海数字法院工作先进个人、上海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杨现正与数字法院之间的故事。

　　问：你参与建设的“被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然人主体死亡解除相关措施提示预警”应用场景，被评为上海数字法院优秀场景？

　　杨现正：是的。对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以下简称“限高”）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以下简称“终本”）结案前的“规定动作”。但在案件“终本”结案后，即便“限高”主体出现死亡等情形，由于法院无法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及时变更措施主体，相关被限制信息仍在互联网平台对外公开。随着“终本”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此种情形也会越来越多。

　　我们之前就办理过这样一起执行案件，在“终本”结案后，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被“限高”。后来，这位法定代表人因病去世，但名字仍然作为“限高”主体在互联网平台对外公示。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对该案进行了处理，但主体信息变更的滞后性与被动性问题，此前并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式。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大力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后，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申报研发“被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自然人主体死亡解除相关措施提示预警”应用场景，将“限高”、失信名单等数据库，与相关部门的自然人死亡信息数据库进行碰撞，最终确定待解除强制措施的案件线索。该场景运行后，法官反馈有帮助率超过95%。

　　问：这个场景最终被评为优秀场景，你觉得是因为哪些原因？

　　杨现正：一是准确率高。这个应用场景的原始数据源于执行办案系统中提取的结构化数据，准确性较高。同时，我们还制定了逻辑明确、容易实施的业务规则。因此，数据碰撞的结果也很可靠。

　　二是促进了“终本”案件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本”案件数量会与日俱增，管理难度也不断增加。这个场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终本”案件数据的自助管理，激活“沉睡”的案件，推动“终本出清”。

　　三是体现了司法对公民权益的尊重。民事主体消灭以后，其与家属在人格权方面的利益和情感应该得到尊重。本场景有利于完善强制措施，展现法治精神，彰显司法文明。

　　问：你如何看待数字技术对执行工作的影响？

　　杨现正：我进入法院工作已经有17年。这么多年来，最大的体会就是，数字技术让执行工作更加规范和高效，促进更快地实现公平正义。以执行程序中的财产查控为例。17年前，我刚进入执行局工作时，查询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是通过“一辆车、两个人、到处跑”的人工模式进行。2010年开始，上海法院探索“点对点”网络财产查控机制，将全市法院待查信息汇总后，通过网络专线发送给银行，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与16家有关单位、金融机构等合作，建立“总对总”网络查控系统，通过执行工作信息化，实现了对被执行人基本财产的网络查控，并进一步提高了财产查控的准确性与效率。然而，对于已经“终本”报结的案件，被执行人财产情况的变化仍然无法实时查控。

　　自2023年起，上海法院全面推进数字法院建设，研发了“执行终本案件财产查控提示预警（公积金）”“被执行人在另案领取案款提示预警”等一系列应用场景，通过滚动筛查、实时预警等方式，推动形成了从在办案件到“终本”案件的财产查控完整闭环。

　　从“跑断腿”到“点鼠标”，再到数字模型“24小时滚动筛查”，数字化查控每向前一步，不仅是执行效率的提高，更是对执行工作规范的促进。

　　问：在你看来，未来的数字法院将如何进一步赋能执行工作？

　　杨现正：我个人觉得，执行工作程序性较强，结构化数据提取较容易，是比较适合数字法院深度应用的领域之一。我相信，随着数字化财产查控、可视化流程监管、源头化风险防控全面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将进一步重塑法院执行工作流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法院在执行领域的深度应用。

　　当然，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并不意味着能够替代执行法官。执行案件的办案主体、主责依然是法官，执行法官需要对所有人工智能参与的工作进行审核、合理调整，包括依法为其提供精准化的应用规则。同时，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倾听当事人的真实需求，线下查证案件的基本情况，并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无法替代的。

　　问：如果对数字法院说一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杨现正：作为上海法院人，我们要用更深远的视角理解数字法院给法院工作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主动参与到数字法院建设中去，拥抱技术，成就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