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屠夫案

　　□  尚法斋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至暗时刻，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阴影深处，一场持续数年的恐怖梦魇悄然上演。克利夫兰无头谋杀案，又称“河岸屠夫案”，以其残忍至极的作案手法、扑朔迷离的侦查过程和始终未决的真相，成为美国犯罪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悬案之一。

　　河岸惊现尸块

　　1935年9月23日，克利夫兰东部金斯伯里地区的河岸边，两个天真无邪的小男孩正在嬉戏。他们追逐着飞过芦苇丛的蜻蜓，突然被脚下异物绊倒。当他们低头查看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瞬间僵在原地——一具扭曲变形的尸体倒在泥泞中，头部不翼而飞，生殖器被残忍割除，内脏器官被胡乱掏空，暴露在空气中的血肉模糊一片。

　　两个孩子惊恐的尖叫声划破了河岸的死寂。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就在不远处，第二具同样惨遭斩首、阉割的男性尸体赫然出现。法医在检验后发现，两具尸体的切口整齐得如同经过专业训练，部分组织还残留着化学药剂的腐蚀痕迹。通过指纹鉴定，其中一具尸体被确认为爱德华·安德拉斯，他是一位曾因盗窃入狱的克利夫兰精神病院护理员。

　　此后两年间，金斯伯里河岸仿佛被死神笼罩：1936年春，一具被汽油焚烧至碳化的无头尸体在废弃仓库被发现；同年深秋，一位妓女的残肢被塞进垃圾桶，头颅不知所踪。1937年，又有三名流浪汉的尸体在不同地点被发现，他们无一例外被斩首、肢解，部分尸体甚至被刻意摆成诡异的姿势，仿佛凶手在进行某种神秘仪式。这些受害者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居无定所、亲友寥寥，有的失踪数月才被发现，有的甚至无人报案。

　　这些受害者包括衣衫褴褛的流浪汉、靠出卖身体为生的妓女、贫困潦倒的劳工，他们大多没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生活在城市的阴暗角落。警方调查发现，许多受害者身份难以确认，因为他们没有家庭记录，甚至连名字都无人知晓。这种刻意的选择不仅让凶手更容易隐藏罪行，也使得案件侦破变得异常艰难。

　　凶手的作案手法堪称变态与专业的结合。每具尸体都被精准斩首，切口平整得令人怀疑其具备医学知识；生殖器被割下，可能暗示着某种扭曲的性心理或报复心理；部分尸体被焚烧或用化学药剂处理，显然是为了销毁DNA等关键证据。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一些尸体被刻意摆成特定姿势，或是被放置在显眼的公共场所，仿佛凶手在向社会公然挑衅。

　　1938年，凶手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城的举动，他将一具无头女尸直接扔在了当地治安长官艾略特·内斯的办公室窗外。艾略特·内斯并非无名之辈，他曾因带领“禁酒特工队”成功打击芝加哥黑帮头目阿尔·卡彭而声名大噪，被誉为“铁面无私的执法者”。凶手的这一行为，无疑是对警方权威的公然挑衅，也暴露出其极度自负、享受与警方博弈的扭曲心理。这起事件彻底激怒了克利夫兰警方，他们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凶手绳之以法。

　　嫌疑人浮出水面

　　大萧条时期的克利夫兰，犯罪率居高不下，警力严重不足。受害者身份难以确认，现场证据又因尸体遭到破坏而寥寥无几，调查人员只能在金斯伯里河岸及周边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走访每一个可能的目击者。他们甚至将受害者头颅进行复原，制作成模型在五大湖博览会上展出，试图通过公众的力量获取线索，但收效甚微。

　　由于当时的法医技术有限，面对被严重破坏的尸体，很难提取到有效的线索。同时，金斯伯里河岸地区人员流动频繁，居民大多对警方怀有戒心，不愿意配合调查，这都让案件的侦破举步维艰。

　　1938年3月末，一件看似与本案并无关联的事件引起了专案小组成员戴维·考尔斯中尉的注意。在距离克利夫兰几小时车程的桑达斯基，一只流浪狗无意中拖出了条被肢解的人腿。考尔斯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医，他立刻赶往当地，试图找出这条断腿与克利夫兰连环杀手之间的关联。

　　考尔斯回忆起曾经有一个叫弗兰克·斯维尼的外科医生，最初因为不具备作案时间被排除了嫌疑。每当克利夫兰发生谋杀，他总是待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桑达斯基退伍军人医院里。但冥冥中的预感，驱使考尔斯深入调查斯维尼。

　　考尔斯发现，时年44岁的斯维尼有酗酒的恶习，出入桑达斯基市退伍军人医院是为了接受治疗。其中有几次入院时间恰好与克利夫兰连环杀手的行凶时间吻合。看似在帮助斯维尼戒酒的治疗，实则为他提供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考尔斯细致地考察了这间医院，发现斯维尼在就医期间并未受到严格看管。病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尤其在周末或节日期间，前来探视的人数众多，像斯维尼这样的急诊病人可以随便出入而不引起注意。考尔斯推断，斯维尼很有可能伺机从桑达斯基跑回克利夫兰，杀人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

　　一个名叫艾利克斯的人向考尔斯透露，斯维尼确实有几次偷偷外出，而且时间也与克利夫兰几起谋杀的时间吻合。这一线索让斯维尼的嫌疑陡然上升。考尔斯开始深入调查斯维尼的背景，发现出生于1894年的斯维尼来自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年因伤致残，母亲又在他9岁那年死于中风。斯维尼自幼便和几个兄弟姐妹混迹于金斯伯里河岸的贫民窟。

　　凭借自身的聪明和勤奋，斯维尼拿到了圣路易斯医学院的医学学位，成为圣亚力克西斯医院的外科医生。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过度疲劳和精神压力，斯维尼逐渐开始酗酒，他变得残暴而易怒，经常与家人和同事发生争执。酒精最终摧毁了他的健康、事业和家庭，1936年，他的妻子提出离婚，并带着他们的儿子离开了家。

　　斯维尼的外貌特征、医学背景，以及他出身金斯伯里河岸贫民窟，对当地环境了如指掌，都符合警方对凶手的侧写。此外，还有传言斯维尼是一个双性恋，考尔斯认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死者有男有女，并且都遭受过残忍的暴虐。在毫无进展的调查中，斯维尼仿佛成了警局的“救命稻草”。

　　然而，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阻碍着他们：尽管出身贫寒，斯维尼却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堂兄——美国国会议员马丁·斯维尼。此人还是治安官内斯的政敌，曾屡次公开批评内斯执法不力。这位仁兄怎会料到，此案目前最大的嫌疑犯竟与他沾亲带故。

　　真凶究竟是谁

　　为避免引发政治丑闻，警方在克利夫兰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对斯维尼进行了秘密审讯。除了内斯、考尔斯和两名医生，还有一位叫莱纳德·吉勒的博士也参与了这次审问。

　　测谎结果出来之后，吉勒信心百倍地告知内斯：“他就是你要找的人。”但是，内斯实在无法将眼前这个谈吐自如、举止得体的外科医生跟那个丧心病狂的连环杀手联系在一起。他要求与斯维尼单独谈谈，径自走进了套房里间。

　　据内斯回忆，当时他们两人面对面坐在狭小的卧室里，斯维尼原本高大的体型显得更为硕大。他冲内斯诡异地一笑，“这下你满意了？”

　　一番仔细考虑后，内斯点点头，“没错，我认为你就是凶手。”

　　“你认为？”斯维尼仿佛被激怒一般，突然起身把头伏到内斯脸前，“那就证明给我看！”内斯有些惊慌，他转身开门，想喊他的同伴。但门外空空如也，他被独自留下，跟一个连环碎尸案的嫌疑犯待在一起。

　　斯维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看起来他们都去吃午饭了。”事后，内斯坦诚与斯维尼单独相处的几分钟，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恐怖的一刻。

　　不过，除了嘲笑内斯，斯维尼什么也没做。当天下午，吉勒又给他做了几次测试，结果与第一次一致：测谎仪结果认为斯维尼就是连环杀手。内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斯维尼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但毕竟他们手头没有直接证据，要想定罪非常困难。同时，他也不敢想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将斯维尼那位高调的堂兄牵涉进来，会发生些什么。

　　审讯结束两天之后，斯维尼回到了他之前常去的桑德斯基退伍军人医院。从那天起直到他死，斯维尼一直在全美各家医院之间辗转。在那里他接受疗养，但不是作为囚犯，随时随地都能自由出入。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始终孜孜不倦地给内斯寄明信片。1955年10月，斯维尼住进了代顿市退伍军人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10年。

　　秘密审讯之后，警方试图寻找更多证据来指控斯维尼，但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1939年，警方曾逮捕一个名叫弗兰克·多列热的人，控告他与连环谋杀案的其中两起有关。然而，此人没等到开庭便死在狱中，所有线索再次中断。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起案件逐渐被人们遗忘，成为档案柜中一沓陈旧的卷宗。

　　关于斯维尼是否真凶，至今存在诸多争议。支持者认为，他的经历、作案时间线以及测谎结果都指向其犯罪的可能性。他的医学背景能够解释受害者尸体上精准的切口；他在医院的自由出入时间与凶案发生时间的高度吻合，很难用巧合来解释；测谎仪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的嫌疑。反对者则指出，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间接线索定罪过于草率。没有目击证人能够证明斯维尼在案发现场，没有在他的住所或相关物品上找到与案件有关的指纹、血迹或其他关键证据，仅凭推测和测谎结果无法让他得到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