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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郑克撰写的《折狱龟鉴》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决狱名著。该书涉及侦查方法、纠纷调解、司法鉴定、释冤辩诬、定罪量刑等诸多方面内容，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可以汲取传统的法制思想和法学文化遗产精华。
“何武断案”与“张詠断案”
《折狱龟鉴》中“严明”篇载有“何武断案”。何武，西汉蜀郡郫县（今四川郫县）人，曾任御史大夫、大司空等职，后因王莽诬陷，自杀。《史记》称：“武为人仁厚，奖称人之善。”该案发生在何武任沛县太守时，主要案情为：西汉时代，沛县的一个富贵老人，家财二千万，其妻子已经去世，膝下一个年幼的儿子，另有一个出嫁的女儿，但女儿不贤惠，也和父亲关系不好。老人弥留之际，叫来同族人，写下遗书：全部家产给女儿，留下一把宝剑暂且由女儿保管，待儿子年满十五岁时，再由女儿交还儿子。老人死后，其子长到十五岁时，向其姐姐索要宝剑，姐姐却不给，于是姐弟对簿公堂。
何武在查看老人留下的遗书后，拘留了老人的女儿和女婿，并称：女儿凶悍蛮横，女婿贪婪卑鄙，如果将财产交给儿子继承，儿子非但没有得到财产，还会被女儿和女婿害了性命，老人其实是暂且交由女儿保管而已。等到儿子长到十五岁，女儿断然不会将宝剑交给儿子，儿子定会到衙门告女儿，老人是让判案者真正领悟遗嘱的深层含义，其中曲折才会水落石出。于是，何武把财产要回交给了老人的儿子，并且对周围人说道：这样的女儿和女婿凭借老人财产享受了十年，已经很幸运了。
《折狱龟鉴》中的“张詠断案”，与“何武断案”异曲同工。张詠，宋代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人，太平兴国间进士，擢枢密直学士，宋真宗时任吏部尚书，太宗、真宗两朝名臣，与赵普、寇准并列。“张詠断案”发生在张詠担任杭州知府期间，主要案情为：有一富人，膝下儿子三岁，病危时写下遗嘱：将家财十分之三予儿子，十分之七予女婿。后儿子长大，告状到官府索要富人女婿的财产，但富人的女婿拿来遗嘱，张詠看后，对富人的女婿说：你的岳父写下这份遗书，是因为他的儿子当时尚年幼，所以给你写下这份遗书，实为十分之三予女婿，十分之七则予儿子。不然，他的儿子很可能死在你的手中，更不会得到应得的财产。于是，判将富人十分之三的家财给予女婿，十分之七的财产给予富人的儿子。
两起决案后的司法智慧
在上述两则案例故事后，郑克感慨道：“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悉夺与儿，此之谓法理；三分与婿，此之谓人情。武以严断者，婿不如约与儿剑也；之明断者，婿请如约与儿财也。虽小异而大同，是皆严明之政也。”
郑克将“何武断案”与“张詠断案”放在《折狱龟鉴》的“严明”一篇的案例故事里，正好阐发情、理、法相结合的断案智慧，详细地说明了情、理、法关系：要实现案件处理的公平，就必须参照法理与察看人情，用人情理解法理，从而用法理来说明人情，法理即“严”，人情即“明”。“何武断案”是用人情“女既强梁，婿复贪鄙”来察看遗嘱的真意，从而才能更好地“悉夺财与儿”适用法理，正是“婿不如约与儿剑”才没有判给女婿任何财产，真正做到了“严”。而在“张詠断案”中也是用人情“时以子幼，故此嘱汝，不然，子死汝手矣”察看遗嘱的真实性，才能“三分与婿，七分与子”，而这“三分与七分”的判案正是考虑到“婿请如约与儿财也”的人情，人情的结果即实现了“明”。
“何武断案”与“张詠断案”正好实现了情、理、法的交融，实现案件的实质正义。这种情是常情，这种理是常理。在中国传统的司法实践中，情、理、法成为古代官员决狱参考的因素，将情理与证据兼顾，正如《折狱龟鉴》卷六云：“证有难凭者，则不若查情，可以中其肺腑之隐;情有难见者，则不若证据，可以屈其口舌之争，两者迭用，各适所直也。”参照法理，寓之人情，这种情、理、法思想或许对于司法工作者实现个案正义，进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调节作用。（来源：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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