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的刑民法律保护衔接

　　■本期嘉宾

　　李杰文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张勇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玲玲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胜  上海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三支队教导员

　　朱峰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

　　合同诈骗案件涉及刑民法律关系的交织，需要准确把握刑事案件和关联民事案件间的证据标准差异，处理好证据效力的交叉冲突问题，厘清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本质边界，避免刑事手段不当介入。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关键在于“实质”而非“形式”

　　李杰文：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并不局限于书面形式。现实生活中，很多交易尤其是小额交易、即时交易，口头合同往往更为常见。判断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核心在于合同内容是否反映市场交易关系，合同双方是否形成了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要交易双方存在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方为非法占有对方财物而实施诈骗行为，就可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张勇：判断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关键在于合同的“实质”而非“形式”。

　　需要注意，非交易性合同因不具备市场交易属性，而不能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如行政合同是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签订的协议，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交易关系有本质区别。因此，利用行政合同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可以构成其他类型的诈骗犯罪。

　　“非法占有目的”

　　结合履约能力、行为后果综合判断

　　毛玲玲：办理合同诈骗案件，需高度注意“形式合法，实质违法”的情形。有些不法分子会精心制作形式完备、条款严谨又隐藏诸多陷阱的合同，通过营造出被害人系平等自愿签订合同的外观，来掩盖诈骗的真实目的，例如套路加盟合同诈骗案中的合同就属这种情形。

　　此时，不能仅审查合同形式是否合法，必须通过实质审查合同内容，来探究签订合同的真实目的，并进而判断是否存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只有揭开合同的虚假面纱，才能认清行为人的诈骗本质。

　　高胜：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要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一是签约时行为人是否有履约能力。履约能力是行为人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基础，若行为人签约时根本没有相应资金、资源，却虚构具备履约条件，其主观上就很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是行为人是否隐瞒了标的物的瑕疵。标的物是合同的核心内容之一，若行为人故意隐瞒标的物的重大瑕疵，如伪造产权证明、隐瞒抵押状态等，使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合同并交付财物，就可能构成合同诈骗。

　　三是看行为后果。行为人骗取财物后直接将财物用于挥霍、消费或者逃匿的，而非履行合同义务，就可能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相反，若行为人将骗取的财物大部分用于履行合同，只是因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则不宜认定为合同诈骗。

　　既要符合刑事法律的要求

　　又不违反民事法律的规定

　　朱峰：刑事证明标准与民事证明标准存在明显差异。

　　刑事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非常高的证明标准，需要所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从而得出唯一结论。

　　民事证明标准则相对较低，通常只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即根据现有证据，法官有理由相信某一事实的存在具有较大可能性。

　　在刑事诉讼中，民事判决虽然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需要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判断其是否基于客观事实作出。如果民事判决所依据的证据存在虚假，如系根据伪造的合同、虚假的证言等作出，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就不能采信该判决，需要重新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认定。

　　毛玲玲：在证据的收集和运用上，对于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的衔接和转化，应确保案件的处理既符合刑事法律的要求，又不违反民事法律的规定，实现刑事与民事法律效果的统一。

　　在刑民交织的案件中，刑事证据的审查优先注重客观性。口供虽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但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必须结合资金流向、履约行为、合同履行情况等客观证据进行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

　　鉴定意见，如合同真实性鉴定、笔迹鉴定等，在确保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的前提下，可以直接作为刑民案件的证据使用。因为鉴定意见是由专业人员根据科学方法作出的，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李杰文：在刑民衔接问题上，实践中应注意案件处理的先后顺序和程序协调。

　　一般而言，如果刑事案件已经立案侦查，相关的民事程序可暂时中止，以便综合刑事侦查和民事案件法庭调查所查明的事实，对涉案民事、刑事法律关系作出准确判断，避免因事实认定不一致而导致的刑、民判决冲突。

　　（主持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许磊；发言整理：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曹振  王振华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王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