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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她曾是金融圈叱咤风云的女高管，年薪200万元，管理着数千万元的资金。
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却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年纪，因合同诈骗罪、诈骗罪获刑二十年。
当近50岁的万某走进上海市女子监狱时，她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不过是“商业失败”，而非“犯罪”。
面对这个毕业于知名高校、曾任外资银行高管的罪犯，监狱民警没有简单施压，而是用法治教育唤醒她的法律意识，用情感沟通叩开她封闭的内心。如今，这个曾经拒不认罪的“金融精英”，不仅写下了认罪悔罪书，还拿起了编织针，成为监狱“爱心妈妈”编织队的一员。
“以前只想着自己，从没想过能为社会做什么。”万某低着头，手中的毛衣针缓缓穿梭，“现在织着毛衣，我才明白，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能为别人带去多少温暖。”
“我不是骗子，只是运气不好”
初见万某，监狱民警对她的印象是：冷静、克制，但眼神里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抗拒。
“她和其他罪犯不太一样。”负责教育改造的民警回忆，万某能遵守监规纪律，但只要谈到犯罪事实，她就会变得警觉，“她始终认为自己很冤枉，所花的钱只是为了公司融资。”
在万某的叙事里，她的故事是这样的：知名高校毕业后，她赶上中国股市热潮，成为证券交易员。后来，她抓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机遇，用三个月啃下四分之三的英语词典，成功进入某外资银行，最终成长为年薪200余万元的女高管。然而，因不满海外上级调动而辞职创业的她，在融资过程中“操作不当”，触碰了法律底线。
“万某无法接受从‘金融精英’到‘阶下囚’的身份落差，她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失败的创业者。”民警向记者介绍，“她习惯用过去的成功来证明自己‘不会犯罪’。”
然而，判决书上的事实昭示着万某的罪行。
从2014年开始的几年间，万某在提供融资中介服务过程中，多次虚构事实。她伪造银行审贷会会议纪要，谎称能帮企业获得几亿元授信，骗取中介费百万元；她虚构人脉资源，以帮助融资为名骗取保证金百万元；她谎称自己是某公司高管，以他人需要周转资金为名，骗取借款千万元；她还以实际控制公司的名义与被害单位签订虚假协议，骗取保证金千万元……
万某的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这些钱款被她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投资、炒股及消费。
万某的辩解在法律面前站不住脚。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万某不服并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从“法盲”到认罪：一场艰难的认知重建
“像万某这样的经济犯罪罪犯，往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不懂法，而是不敬法。”女子监狱教育改造科负责人分析，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比普通人更懂得如何利用法律漏洞，“问题在于，把自己的欲望凌驾于法律之上，把侥幸当成常态。”
万某对法律常识并非一无所知，但正如她后来在认罪悔罪书中写道的：“我对法律知识无完整认知，但对于是非对错还是有分辨意识的。究其根源是我不敬畏法律，任由自己三观扭曲，不择手段地将对金钱的追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如何让一个曾经站在社会金字塔上层的精英，真正从内心接受自己“犯罪”而非“失败”？
监狱民警采取“靶向治疗”：一方面，通过高频次个别教育谈话，围绕犯罪事实、证据链、法律规定进行剖析；另一方面，组织万某参加专题法律学习，包括法律知识授课、认罪悔罪教育活动。
“我们不会简单说‘你错了’，而是用事实和法律条文，一步步引导她正视现实。”一位参与万某教育改造工作的民警说，这个过程很艰难，“她会反驳、辩解，试图用自己的逻辑说服我们。但我们不着急，一遍遍地讲。”
转变是渐进的。入监一年多后，万某的思想开始松动。她不再强调自己“冤枉”，而是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的行为会被认定为犯罪？那些受害者到底承受了什么？“他们和我一样都有家庭，我被判刑，可他们还要继续面对生活的压力、家人的埋怨。”万某在一次发言中哽咽，“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罪恶。”
那一刻，万某第一次从受害者角度看待自己的罪行，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欲哭无泪的绝望”。同月，万某提交认罪悔罪书，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按计划缴纳罚金，努力偿还追缴款。
但监狱教育改造的目标从来不只是让罪犯“认罪”，更是让他们“悔罪”，并从中找到重新做人的方向。对万某来说，认罪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忏悔转化为行动，才是更大的考验。
“爱心妈妈”编织：一针一线织出救赎
在女子监狱，有一项结合“母亲文化”建设理念的特殊公益活动：组织罪犯加入“爱心妈妈”行列，为贫困山区儿童编织毛衣。对许多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手工劳动，更是一场情感疗愈与道德重建，万某便参与其中。
2018年，女子监狱在市妇联的积极引入下，与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爱心一线签—恒爱行动进大墙”公益慈善活动，由企业捐赠绒线，组织罪犯学习编织技艺，将成衣赠予社会儿童及家人，以此表达认罪悔罪的诚心。
万某，这个曾经叱咤金融界的女强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她的手曾经敲击键盘、翻阅报表，却对细长的毛衣针感到生疏陌生。刚开始，她笨拙地学起针织，手指被扎了好几次，织出的毛衣片歪歪扭扭。但渐渐地，她爱上了这个过程。
“我每次织毛衣，会想象穿毛衣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万某告诉记者，她会为女孩的毛衣点缀花朵，为男孩的毛衣选择清爽的颜色，“我想以后能加上钩针图样，孩子们的毛衣就更漂亮了。”
在编织中，万某将对儿女的思念，一针一线织进毛衣。她有三个子女，但忙碌的工作让她从未有机会亲手为他们织一件毛衣。入狱后，她对子女的思念与日俱增，却又害怕孩子们怪罪，一直不敢见面。
在监狱民警鼓励下，万某渐渐打开心扉，愿意与孩子们见面。看到孩子们期盼的眼神，她既温暖又悔恨——是自己的犯罪，让她缺席了孩子们的成长。
“织毛衣的时候，民警会引导我们思考，那些孩子需要温暖，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一点一滴的善行去弥补罪行？”万某说，每一次编织，都是一次自我对话。
这种将悔意转化为行动的过程，正是监狱文化改造的深层用意。“当她们发现‘自己还能被需要’，心门便被打开。”一位参与组织公益行动的民警说，为远方孩子织毛衣时，也在引导下想起那些被自己伤害过的人，“从付出到反思，从愧疚到弥补——这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如今，万某编织技艺日益精进，正在学习钩针技法。她将对远方孩子的祝福，对家人的亏欠，都织进那一件件毛衣里。
从个体到群体：文化浸润重塑罪犯新貌
万某的转变并非个例。记者了解到，女子监狱十余年来以母亲文化为核心，对女犯进行浸润式教育，通过“母爱进大墙”亲情规劝大会等多种形式，帮助她们在文化熏陶中重拾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的责任，涵养女性传统美德，反思罪错，重塑健全人格。
在万某的转变过程中，监狱民警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经验丰富的管教民警包干负责，开展深度个别教育谈话；组织参加专题法律学习，用事实击破心理防线；心理咨询师介入，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疏导负面情绪；安排改造表现好的其他罪犯现身说法，发挥“同类效应”；积极与家人沟通，借助亲情力量感化……
“认罪悔罪、积极改造，对罪犯来说，认罪是第一步，态度端正后才可能重回正轨。”女子监狱领导表示，通过持续努力，每年都有多名不认罪罪犯主动书写认罪悔罪书，表现出积极改造意愿。
如今的万某，不再是刚入监时那个眼神抗拒的“金融精英”。她能冷静处理与其他罪犯的关系，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与他人合作更加融洽。更重要的是，她开始真正思考“责任”的含义。
“我想用善行来弥补之前的罪行。”万某说，不知道出狱后能做什么，“但至少现在，我能为山区的孩子织一件温暖的毛衣。这让我觉得，自己还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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