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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常忻 斯梦娜
曾希望死后安葬于自家门前的金桔树下，病故半年前又留下一段指向“海葬”的录音，生前变更多次的安葬意愿，在至亲间引发了一场关于骨灰安葬方式的纠纷。
丈夫和儿子坚持墓葬，然而女儿却提出应尊重母亲“最终意愿”进行海葬。协商无果之下，女儿一纸诉状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近日，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安葬方式引发的案件。
变更多次的安葬意愿在至亲间引发不同意见
张女士与李先生是夫妻，二人育有小玲（化名）与小杰（化名）两名子女。早在12年前，张女士就在常州购置了家族墓地，最初，张女士希望与家族成员安葬在一处。
然而，对于身后的安葬方式，张女士其实也有过多次变更。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2023年12月，女儿小玲在视频中询问时，张女士当时还同意葬于常州的家族墓地，但同月，她也曾表示愿意归葬温州老家叶落归根。当月31日，张女士又通过微信向丈夫和儿子提出，希望安葬于自家门前的金桔树下。
一直到2024年3月，张女士在一个6人家庭微信群中，先后发布录音和视频，明确表示“希望将自己的骨灰送到大海里”，即进行海葬。5个月后张女士因病离开了人世。
张女士去世后，女儿提出应尊重母亲“最终意愿”进行海葬，但父亲与弟弟两人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海葬并不是张女士不可动摇的真实意愿，且安葬事宜应由全体近亲属协商，尤其应考虑李先生作为配偶的权利。
至亲就此闹得不可开交，女儿小玲于是一纸诉状将父亲和弟弟告上法庭，要求两人配合自己提取母亲的骨灰并办理海葬。
法院：“最终意愿”难以被单一、绝对认定
在逝者意愿表达存在矛盾且近亲属无法达成一致时，应如何确定骨灰安葬方式？法院聚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
首先，法院认为，张女士在微信群中发布的录音和视频，因缺乏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不能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不具有遗嘱的执行效力。
法院注意到，张女士关于身后安葬事宜的表述，在地点（常州、温州、自家树下）和方式（墓葬、海葬）上存在多次、反复的变化。即便在最后表达海葬意愿后，也无证据表明其此后再未变更想法。这种不确定性，使其“最终意愿”难以被单一、绝对的认定。
法院认为，骨灰是承载逝者人格尊严延伸和近亲属精神寄托的特定纪念物，而非普通财产。近亲属享有的祭奠权，蕴含了重要的精神利益。海葬作为一种不保留物理载体的安葬方式，有别于传统的祭奠方式。
因此，法院需要在“尊重逝者生前愿望”与“保障近亲属祭奠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在本案中，鉴于逝者意愿本身存在不确定性，法院认为，不宜通过判决强制施行单一家庭成员的方案。
法院认为，祭奠权的行使，应本着互谅互让、维护亲情的精神。《民法典》倡导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在近亲属均为平等祭奠权利主体的前提下，当各方对安葬方式无法达成共识且逝者意愿不明时，友好协商应作为处理纠纷的首要原则和前置步骤。强行判决由一方执行，可能加剧家庭矛盾，有违司法化解家事纠纷的初衷。
据此，闵行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女儿小玲的全部诉讼请求。小玲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为避免身后事引发家庭纷争，法官建议：对逝者而言，意愿表达宜明、宜固，若对安葬方式有强烈意愿，最稳妥的方式是通过订立正式遗嘱予以明确。虽然骨灰不属于财产，但对其处置的安排可在遗嘱中表达，并确保遗嘱形式合法（如自书、代书、公证等）。内容考量宜周、宜情，所选择的安葬方式应具备合法性、可行性，并尽可能考虑亲人情感接受程度。必要时，可与家人提前沟通，解释初衷，争取理解。可指定遗愿执行人，在遗嘱中指定值得信赖的亲属或朋友作为遗愿执行人，协助监督愿望的实现，减少执行阻力。
对生者（近亲属）而言，尊重为先，理性沟通，当存在合法明确的遗嘱时，应优先尊重逝者遗愿。当意愿不明或有冲突时，应放下对立情绪，以追思悼念逝者为共同出发点，进行坦诚、友善的协商。若家庭内部无法协商一致，可主动邀请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进行居中调解，往往比直接诉讼更能缓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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