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成编外教师，教师困在表格”

　　□  记者  陈颖婷

　　3月27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一并公布了20条负面清单。清单中，“严禁布置超过规定总量和时长的作业”“严禁违反日常考试管理规定频繁组织考试”“严禁挤占体育与健康、艺术等课时”等条款，直指当前基础教育中的沉疴痼疾。

　　在市人大代表张金龙看来，清单所禁止的种种乱象，只是问题的表象。在他的调研中，一个更深层的困局被层层揭开：当“家校共育”在实践中异化为“家长助教”，当教师被行政事务和形式主义活动裹挟，当促进健康的政策落地时反而加重家庭负担，教育，正在偏离其应有的轨道。

　　家长成了“编外教师”，亲子关系在作业中消耗

　　“孩子上小学三年级的这三年，我感觉自己重新读了一遍小学。”市民王女士向记者展示手机里十几个置顶的班级群、家委群、打卡群，语气中满是疲惫。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打开微信群，查看当天需要完成的“家长任务”：检查作业并签字、拍摄孩子背诵视频上传、打印次日要用的教辅材料、协助完成手工作业……

　　张金龙代表在调研中发现，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多数家长每日需完成多项教学辅助任务，这些本应在校内完成的学习环节，被大量转移至家庭。对于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及隔代抚养家庭而言，这类要求往往难以落实，反而在客观上加剧了教育不公。

　　“很多年轻夫妇在考虑生育时，想到这些就打了退堂鼓。”一位社区工作者告诉记者，“他们怕的不是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而是‘陪读’带来的精神消耗。”

　　教师困在表格里，教学成了“副业”

　　当家长被“卷”成助教时，教师又在经历什么？

　　“我是一名语文老师，也是一名班主任。如果按工作时间算，我花在‘非教学’事务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备课和批改作业。”在某公办小学任教的李老师给记者列了一份清单：各类检查评比的迎检材料、上级部门下发的表格填报、非教学类会议参会、多款APP的学习打卡任务、校园活动的排练组织……李老师坦言，职业倦怠感在同事中普遍存在，“我们当初选择当老师，是因为热爱教书育人，但现在感觉自己更像‘填表员’和‘活动执行者’。”

　　张金龙代表在建议中指出，教师行政负担过重的直接后果，是课堂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当教师的时间被大量非教学事务挤占，学生个别辅导、教研备课、课堂教学创新便成为“奢侈品”。而这一环的薄弱，又成为压力向家庭传导的起点——学生在校内未能充分吸收的知识，最终以“家长辅导”的形式回到家中。

　　形式主义之困：活动为“拍照”而办，健康政策落地走样

　　“您知道一个校园活动从筹备到结束，师生要投入多少时间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向记者算了笔账：一场面向全校的“传统文化节”，从节目排练、服装道具准备、舞台布置到正式展演，师生往往要投入数周时间。而活动结束后，它的“成果”可能只是一条精美的微信公众号推送。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本意为促进学生健康的政策，在落地执行中出现了“反向效果”。近期，国家和地方反复强调保证学生每日2小时户外活动时间，这一政策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学校总体教学任务并未减少，部分学校只能在不压缩课时的前提下“硬挤”时间，导致课堂内容加快进度、走马观花。

　　不少家长反映：“说是减负，实际上是把负担从学校转嫁到了家里，还增加了我们送课外辅导班的经济成本。”

　　厘清边界，让教育回归本真

　　面对层层嵌套的困局，张金龙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家校责任边界模糊、学校内部行政与教学不分、评价导向出现偏差。

　　“教师回归课堂，家长回归家庭，学生回归成长——这三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需要制度保障。”张金龙表示。

　　他提出的五项建议中，增设专职行政岗位被置于首位。“中小学教师被行政事务困住，根本原因在于学校缺乏专职行政人员编制。”他建议，由教育主管部门会同编制、人社部门，根据学校规模配备专职行政人员，负责表格填报、迎检材料、会议组织等事务性工作，让一线教师真正“解放双手”。

　　针对形式主义活动泛滥的问题，张金龙建议建立校园活动立项审批制度，明确“非必要不举办”原则，以“是否有利于学生真实成长”作为评价标准，而非“是否适合拍照宣传”。“活动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活动变成了任务、变成了评比、变成了负担。”他说。

　　在政策落地层面，张金龙特别强调，推行“每日2小时户外活动”等健康政策时，必须同步建立课时总量控制与课程内容优化机制。“增加体育锻炼时间，不能以增加学生回家后的课业负担为代价。”学校应通过精简整合课程、提升课堂吸收率来解决教学内容与活动时间的矛盾，而非将压力转嫁给家庭。

　　而在家校关系的根本层面，他建议通过家校共育指导文件，明确学校和家庭的责任清单：凡属国家课程标准规定应在校内完成的教学任务，不得转嫁家庭；不得要求家长批改作业、代做手工；不得将“陪伴”异化为“课业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