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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毅
“尚方宝剑”的历史渊源甚久，可追溯到秦汉时期。但明代以前帝王赐尚方剑，多是为了彰显臣子荣耀。作为一项制度赐尚方剑，是在明代“万历三大征”期间发展起来的：万历二十年，宁夏継拜叛乱，赐陕甘总督魏学曾尚方剑； 万历二十五年，明军援朝抗日，赐兵部尚书、蓟辽总督邢尚方剑；万历二十八年，播州杨应龙叛乱，赐川湘贵总督李化龙尚方剑。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起，朝廷赐辽东经略杨镐尚方剑，“得斩总兵以下官”。萨尔浒战役惨败后，熊廷弼、袁应泰、孙承宗、张鹤鸣、王之臣等都在上任时获赐尚方剑。从中可见，赐尚方剑制度与军事行动关系密切，代表朝廷授予军政长官以综制地位。
“尚方宝剑”在实际应用中，多有斩杀逃将、败将的史料记载。至于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事件，因毛文龙的品级之高（正一品武官），当属绝无仅有之例。崇祯二年六月，兵部尚书、蓟辽总督袁崇焕进入平辽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的防区，登双岛（位于今辽宁大连西南海域）视察。袁崇焕先和毛文龙进行了三日谈判，意图制止其割据倾向。谈判失败后，袁崇焕设计将毛文龙制服，当众宣布他罪该当斩，然后拿出崇祯皇帝所赐尚方剑，当场执行了死刑。己巳之变后，明朝军政局势加速恶化，崇祯皇帝赐尚方剑更加频繁，但从应用实效看来，再无一柄能够超过袁崇焕的尚方剑。
袁崇焕对正一品大员“先斩后奏”究竟是否有法律授权？史料记载表明，袁崇焕的尚方剑并无附带具体明确的司法授权。笔者综观明代史料，发现尚方剑具有“每事专授”的特点。在一些情况下，尚方剑确实具有“先斩后奏”的军事司法权，如“斩临阵不用命者以肃军法”、“得诛大将以下”“自大将以下不用命者以赐剑从事”等。但更多的情况下，尚方剑的权能高度概括，如“假便宜以重事权”、“便宜广宁之事”、“许以便宜”等。总之，尚方剑有时对应着一定的军事司法权，但权能并不总是固定且明确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诛杀毛文龙事件中，尚方剑作为袁崇焕的重要道具，对毛文龙势力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但是在法律层面上，袁崇焕并无“先斩后奏”的权力，其行为依照律例当是死罪，只不过崇祯皇帝随后表态不予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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