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古园内的那座铜像

　　□刘吉同

　　2011年12月，上海滨海古园的园丁苑内，为三个月前87岁高龄逝世的张景棣先生立了一座铜像（《世纪》2017、6封四）。铜像表现的是晚年张先生的风貌，两眼炯炯有神，神情昂扬奋进。然而，张景棣是位“小人物”，退休前是上海市海光中学的法语教师，退休后也仅是一位普通老人。若在全国搞个随机问卷，恐怕知道他的不会有几人。但是，这座铜像却立得很有意义。

　　这是向崇高致敬。张先生退休后热心慈善事业，利用自己在国外的人脉资源，积极在国际友人间牵线搭桥，先后募集资金500多万元，救助了众多贫困学生、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被许多人亲切地誉为“慈善爷爷”。直到临终前他还惦记着待救济的学生，老泪纵横地说：“怎么办，马上就要开学了，孩子们还等着我付学费。”他从慈善事业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享受，但经济上却一清二白，没花过一分钱的善款。他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尤其是权钱崇拜甚烈的当下，尤为珍贵。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为他立铜像，就是向崇高精神致敬，同时也呼唤全社会能出现更多的张景棣，让世界充满爱。意义多么大啊！

　　冲破了官本位崇拜。这种崇拜在我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古往今来，“铜像”大都是冲着帝王将相太守县令而去，像张景棣这样的普通百姓，一般是没有资格的。古代倒也为那些文化大师、科学泰斗立了“铜像”，不过，多是借其官职而“扬名”。王羲之是大书法家，但其墓碑上写的却是“晋王右军墓”。张仲景是大医学家，但其墓碑打头的却是“东汉长沙太守”。其实，右军也好，太守也罢，与他们在书法和医学上的贡献及名气相比，实在微不足道。还有张衡、许慎等等，都有同样的“遭遇”。曹雪芹乃旷世奇才，写下了《石头记》　这样的奇书。然而，因为没有做过官，故不管墓地，还是故居，都没有留下来，其个人信息少得可怜，连出生年月都是一本糊涂账，令红学家们伤透了脑筋。

　　今天又如何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几年前我参加一次省里的文化“三下乡”活动。那天是露天演出寒风刺骨，但看戏的人仍不算少，因为豫剧第一代《朝阳沟》　中的两位主要演员来了，大家都是奔着名角而来。然而中午就餐时，带长的乃至是个副科级，都被安排到了单间坐上座，唯这两位名角孤零零地和其他串忙打杂的一起排队去吃自助餐，令人非常扎心。诸如此类，可不是什么“孤例”，而是遍地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滨海古园不视官职和权力为英雄，而以贡献和品德为依归，一扫腐臭的官本位祟拜，为平民英雄张景棣立铜像，犹如赤日炎炎中一缕清风拂面，非常清新，难能可贵。

　　张景棣的这尊铜像还能让人悟出不少道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比如当代的篮球状元就是姚明，相声状元就是郭德纲，小说状元就是莫言，导演状元就是冯小刚，童话状元就是郑渊洁，书法状元就是启功，“实话实说”状元就是崔永元，企业家状元就是诸时健，领带状元就是曾宪梓，水稻状元就是袁隆平，妇科状元就是林巧稚，宇航状元就是杨利伟，慈善状元就是邵逸夫……今天需要重新认识这些“状元”的价值、作用和地位。其一，他们是本领域的权威和“皇帝”，于本专业最有发言权。其二，凭此就足以立“铜像”了，无需再用“右军”“太守”什么的为其“增光”，实际上那是画蛇添足。其三，“三百六十行”与“右军”这一行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贵。故立“铜像”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状元”，别的不用多考虑，套改一句“名人”的话讲，“成就以外的东西都等于零”。